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全景展示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全景展示

张奎良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未被深入开发的重大研究课题。在我国，由于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的滞后，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的研究和定位一直停留在“社会关系总和”的浅层解读上。近年来发现的材料证实，“社会关系总和”只是马克思对人的个体本质的表述，此前，为了全面揭示人的本质，他曾先后提出过五个鲜为人知的人的本质的定义：这就是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5年初集中论述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人的发展的本质”、“人的共同体本质”和“人的社会联系本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就是人的本质的外化，没有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等，历史就将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私有财产和异化这个“历史之谜”也会变得扑朔迷离和不可理解。所以，研究人的本质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当下，人的本质与以人为本密切相关，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人的本质为本。我们在这里全面展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的目的就在于从深层次上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凸显人之为人的高贵品格，提振人的自觉、自重和自爱，净化人的心理、境界和灵魂，遵循人的规范、准则和操守，这也是对以人为本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的一种积极回应。

【关键词】马克思/人/人的本质/实践

人的本质是对人的终极追问，也是人自我意识的最高境界，所以，费尔巴哈称人的本质是“哲学上的最高的东西”①。本质向来以其抽象性、思辨性、深邃性包容了极为广阔的思考空间，以致无论给出什么样的答案都很难证实或证伪。尤其是人的本质作为人的自我诉说，长期以来百孔千面，扑朔迷离，至今仍是哲学上的“老大难”问题。马克思是哲学史上全面揭示人的本质的第一人，他虽然直接论述的篇幅不多，但他先后提出的许多命题、论断整合起来，足以绘出一幅全景式的人的本质思想的画面。下面仅就此做一全方位的展示，冀望能为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提供一点正能量。

一、人的本质的历史定位：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人对自己内在本质的思索，其历史与哲学一样久远，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就能认识人的本质”开始，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几乎没有中断过。但是只有伴随着文艺复兴起始的人文主义运动，人的本质才真正作为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而被提出来。近代人文主义崛起，其矛头直指宗教神学，批判宗教，揭示神的本质，使人向尘世生活回归是近代哲学永恒的主题。而且近代的宗教批判已经证明，神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揭示神的本质必须以确证人的本质为前提。由此，借助宗教批判，人的本质的探究也高潮迭起，形象色色的人的本质学说相继提出。其实，神和人的关系不过是人和人的关系，究其源不过是人的自我关系。在近代，市场经济兴起，人作为交换主体的大背景下，研究人，揭示人的本质，不仅为宗教批判所必需，也是时代精神的呼唤，标志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匹配的人道意识的觉醒和崛起。

近代各种人的本质学说立意杂陈，五花八门，尤其是与人性问题纠结在一起，已经混乱不堪，难以辨析。但要仔细梳理，也可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把人的本质定位于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上。本质本来就是一物与他物相区别的根本属性，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与之最切近的是动物，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存在物，人与动物之间不仅存在横向的包容性和可比性，而且还具有历史进化的渊源性。因此，我们可以用种加属差的概念定义法，把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反映出来。诸如人是神性的动物、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人是社会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是意识形态动物、人是文化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超越性和创新性的动物，等等，不一而足，于是社会性、使用工具、语言情感等这些属差被提炼出来，构成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内在本质。

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人的本质的说法，马克思无暇也没有必要一一去辨识，在他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马克思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事，即排除人的本质的外在化，把人的本质还给人自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②，作为对以前所有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总体回答。这个命题并不是马克思的新创，而是从费尔巴哈那里借鉴来的。费尔巴哈一向认为，人在对象的意识中浇注了人的心血和本质，对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所以，对象反映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真正显示。由此费尔巴哈断言：“人所认为绝对的本质，就是人自己”③，“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④。这个认识显然是正确的，体现了宗教批判的积极成果，费尔巴哈有关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论断就是由这个认识转化来的。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比费尔巴哈更彻底；马克思不仅承认人是人的本质，而且还进一步做了提升，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从前诸多有关人的本质的说法，如自然、社会、意识、审美等，在一般意义上，都可以成为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但不能成为人的最高本质，因为这些要素并非人所独有，某些动物在浅层次上也具备这些要素，汇集并统领这些要素的最高本质就是人。而人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认定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个回答的重大意义在于排除了人的本质的外在化，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真实来源和出处，告诉人们不要到人自身以外去寻求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既不在上帝，也不在自然，更不在神秘的绝对精神，人的本质就在人自身。

二、迈出科学探寻人的本质的第一步：人的类本质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标志，马克思开启了哲学革命变革的实际进程。这场革命直接针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目的是为了把唯物主义从抽象的物质形态推进到实践形态。伴随这场革命，马克思有关人的本质思想也踏上以实践为核心的新征程，其最初成果就是马克思推出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人的类本质概念。

必须承认，无论此前马克思提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抑或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都没有具体回答人的什么东西构成了人的本质。在人类思想史上，费尔巴哈试图以新的方式解决这个历史谜题，他第一个提出了人的本质在于类。所谓类并不神秘，不过是对事物的种属划分。世界上最大的类是存在，包括无生命的，以及有生命的动植物类，动物类又可以分为人类、鸟类、鱼类和兽类等。人作为有智慧和灵性的动物，以其特殊的本质与动物相区别，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或类本质就是指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费尔巴哈的这个看法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到哪里去探求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类本质。费尔巴哈选取了一条简单的哲学致思之路：一方面他把类理解为单个人的简单相加，在孤立个体中寻找能把一切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普遍性归结为意识。他说：“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这就是人生存的目的。”⑤费尔巴哈把意识当作人的类本质反映了他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意识固然也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意识本身不具有原初性，还有产生和决定意识的更深刻的源头。不过费尔巴哈毕竟开启了探求人的本质的大方向，沿着这个方向，突破费尔巴哈圈定的意识壁垒，就有可能通过类的研究，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的真正本质。所以，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可以接受和沿用，在《手稿》中，他以自己刚刚开创的实践哲学的崭新思想对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做了积极的回应。

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具有类本质不是因为人有意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人是类存在物”⑥。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个类，具有类本质，不是因为人有意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从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上对人这个类存在物进行了界说：一方面，人的生命活动不像动物那样紧紧地依附自然，融入自然，而是时时处处都把自然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生活食粮”和“无机的身体”，以此人在自然面前争得了主体的地位，获得了自由；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人还总是不断地思考这种生产对生命的意义，“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至此马克思把自由和有意识活动归结为人的类特性，凭借这种类特性人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于是自由和有意识的活动也就成了人所独有的类本质。

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从人是有生命需求的科学视角出发，把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视为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产生人的生命的根本的总体性的活动，正是这种活动使人自成一类，成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类存在物。过去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真实内涵重视不够，挖掘不深，以为这不过是实践活动的一般表述方式。其实，这是人之为人的崇高境界。只有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才能摆脱动物般地对自然的依附关系，人才能彻底地最终脱离动物界；只有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追求的，才能摆脱本能和盲目，真正进入自觉的境界。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一般地做到自由和有意识，似乎不难，但要真正把自由和有意识彻底贯彻到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那就很难了。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萎靡，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既没有志存高远的奋斗目标，又没有达到彼岸的良策，这样的人很难说就真正具备了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每念及此，深感作为一个一撇一捺大写的人，进一步修养和历练该有多么必要。

三、人的本质探究的深化：人的发展的本质

自由的有意识活动作为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类本质，划清了人与动物的界限，凸显了人之为人的独特本性。但自由和有意识活动不过反映了人在满足生命需求活动的性质和方式上与动物不同，并未在目标和追求上反映出人与动物的不同。马克思强调，动物并未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言下之意，动物的全部生命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存自己，成天为活着和吃饱而奔波，此外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追求。人的生命活动是否也同动物一样呢？显然不是，人活着如果就是为了满足生命需求，那就导向马克思在《手稿》中讲的异化的第三条，即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人若将自我降低到这种地步，也就与动物没有区别了。动物满足生命需求其实很简单，自然界提供什么，它们就消费什么，饥一顿，饱一顿，很少积攒，更不进行加工。人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生命目标和生活质量上的诉求极大地超越了动物，为了揭示人与动物的这方面的差别，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人的发展的本质”概念，而这是在探讨异化的起源时提出来的。马克思说：“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⑦

私有财产起源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这是私有财产产生的物质前提，把剩余产品占归私人就成为私有财产。而这一切都始于人的无止境的需要，人的发展的本质就是指在满足生命需求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需要，其追求目标是生活质量更高，生命更有意义，人生更美更好。这就对社会生产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即每个生产者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消费掉，这种低水平的生产连剩余产品都提供不了，人类就像动物一样只能在生命需求的底线上苟延残喘着。人作为有智慧和灵性的动物，不仅有自由和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而且把自由和有意识引向超越生命需求的新需要，追求消费得更多更好，这就在类本质的基础上生成了人所独有的发展的本质。发展本质反映人作为人的需要本性，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句千古名言：“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⑧，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曾批评粗陋共产主义者“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⑨，这种本性只有用人的发展了的活动提供更多的产品才能满足。因此，面对发展的需要本性，人不仅要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还要求消费别人的产品，别人也不仅要消费他自己的产品，也要求能够消费我的产品。人的实践活动从来不是单纯为自己的活动，为自己的同时也为他人和社会，我与他人在劳动对象或产品上是一种社会性的互动关系。所以马克思说：“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⑩私有财产、异化和社会性就是在超出自己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是人的发展本质外化的必然结果。由此马克思进一步引申得出结论：“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11)

人的发展本质对人的生产活动提出了扩大化的要求，简单的一次性或重复性的生产，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与人的发展本质背道而驰，只有扩大的再生产才是真正的人类生产。长期以来，我们在讲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五种生产时，一直不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扩大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人口生产、意识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并列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说：“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2)满足第一个需要和活动是维持生命的需要和活动，这还是动物般的需要和活动，满足超越生命需求的需要和活动才是人类第一个真正的历史活动，所以马克思讲到生活和生产时往往说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为只有扩大的再生产才是对人类发展本质的积极回应。

源于新的需要而进行的扩大再生产孕育了分工的出现，而分工恰恰是劳动异化的根源，扩大再生产所产生的私有财产对生产者经常是一种异己力量，这又成为“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13)。至此就可以回答马克思在探讨异化起源时所提出的问题，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呢？人是通过分工和扩大再生产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而这种异化又归根到底源于人的发展本质和需要本性，这种本性也成为人类本质的要素，把人与动物进一步区别开来。在马克思看来，把私有财产的起源归结为异化劳动，即分工和扩大再生产，这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奥秘，但是“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14)。千百年来人类的历史一直都是在私有财产中演进的，而私有财产的“劳动本质”、“主体本质”、“积极本质”，不过是人的发展本质的显现。

确证人的发展本质是科学地揭示历史演进的动力、方向和一系列重大问题成因的一把钥匙。历史上许多先进的思想家都坚信人类的美好未来，对社会发展前景持乐观主义态度，黑格尔、马克思都是历史臻于至善者。黑格尔把人类的未来托付给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只有马克思用科学的态度揭示了人的需要和发展本质。基于这种本质和需求，人才不断努力进取向善，社会也才可能不断由低至高向前发展。承认人先天具有满足需要的发展本质，并把它提高到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高度，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入发掘，人的这种本质并不神秘，它与人的智慧、灵性等一起都是从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中衍生出来的。承认人的自由和有意识的类本质自然就会认同人的需要本性。人满足生命的需要是第一需要，在活着的基础上产生的活得更好的需要是第二个需要，这也是人之为人并与动物彻底分离的真正人的需要。把人有生命和满足生命需求的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是对历史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同样，把满足生命需求的第一需要推进到人生活得更好的第二需要，这也是对人类历史采取了科学的求实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人与动物有没有需要意识因而能否形成和他物的关系进行了对比，说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名言：“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5)。人以自己的需要意识和他物发生关系，认为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因而是一种真正的关系。而动物没有人这种需要和意识，它与他物的关系完全出自本能，因而就不是为我而存在的真正“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反映了他们对人的基于需要的发展本质的认同。

过去一谈论人的需要本性往往被认为是离开人的现实生活的唯心主义思辨，其实这恰恰是马克思首先开启的科学传统，也是符合人类历史真实的唯物主义的写照。确认人的发展本质也为破解私有财产、分工、异化等哲学难题提供了科学的奠基。由于人的发展本质的不竭诉求，而现实实践中人们又总是处于受动状态，这就经常造成历史的二律背反：私有财产既有主体和劳动的积极本质，又是私有制的前提；分工既是生产的发展形态，又是对人类的肢解；异化既是人的内在本质的沦丧，又是人类不满足于现实而不断努力追求的动力，等等。实际上基于需要的人的发展本质为历史辩证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四、凸显人的社会性内涵：人的共同体本质

古往今来，在众多人的本质及其要素的理解和选择中，社会性以其理论的明晰、实践的确证而占据头筹。费尔巴哈作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的引路人，虽然认为意识，特别是理性、意志和爱是人之为人的绝对本质，但他对社会性也相当地关注与重视。他认为：“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16)，“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17)。受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先辈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性也极其重视，他提出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就内在于人的社会性中。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表达的是人的独特的生命活动，而以需要为核心的人的发展本质，已超出生命需求，用《手稿》的话来说，它所追逐的是“享受”。但是无论是活动或是享受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层次，而任何实践活动都不是单个人进行的，也不是只为自己或其他单个人，而是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所以马克思在《手稿》中特别强调实践的社会性，认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18)，同时又是人的本质借以实现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1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其结果是人把自己的本质赋予自然，使自然人化，其关键就是人的社会性和活动的社会性。不是单个人，也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社会的人和社会性的活动才能保证人的对象化活动取得预期结果，使自然界显现出人的本质来。脱离社会，任何单个人的孤立活动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自然界中，自然界也不可能在人的实践中得到改变和提升。马克思说：“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0)

但是，人的社会性在人的本质中是怎样体现的呢？或者说体现为人的什么样的本质呢？过去，一般都把人的相互依赖、共同生产和群体生活理解为社会性的基本内涵，这虽然不错，但仍停留于对社会的表面化理解，没有进一步具体揭示出人的社会性本质。《手稿》是马克思生成人的本质思想的重要文本，但是也没有超出对社会性的一般表述水准。然而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问题上，却有机缘把社会性引向深入和具体，神奇地幻化出对人的本质的新概括，这就是马克思与《手稿》同时却又突破《手稿》而提出的人的共同体本质。

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对卢格在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其中涉及对共同体问题的不同看法。卢格预言，“在人们不幸脱离了共同体和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原则这种状况下爆发的”(21)起义肯定会被扼杀。马克思则认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决不是在思想离开了社会原则这种状况下发生的”，这个问题这里不予评述，“只是还要论述一下‘人们不幸脱离了共同体’这种状况”(22)。

卢格所谓的共同体就是政治共同体，即德国的国家制度，卢格否认这种共同体的政治性质，这是在重复“关于非政治的德国的老调”(23)。马克思反问道：“难道所有的起义不都是毫无例外地在人们不幸脱离了共同体这种状况下爆发的吗？这种相脱离的状况岂不是一切起义的必要前提吗？要是没有法国公民们这种不幸而脱离了共同体的状况，难道1789年的革命能够爆发吗？这个革命的任务恰好就是消灭这种相脱离的状况。”(24)马克思的意思很明确，过去所有的革命起义都是在与国家政权相脱离的状况下发生的，“没有政治影响的阶级企望着消除自己同国家制度和统治相脱离的状况”(25)，并取得政权，建立起自己统治的国家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如马克思所说“政治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普遍性，在其庞大的形式中却隐藏着狭隘的精神”，即“靠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中组织起一个统治阶层”(26)。

马克思认为，与这些期望着统治权的阶级相脱离的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他们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可是工人脱离的那个共同体，无论就其现实性而言，还是就其规模而言，完全不同于政治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马克思还概括道：“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7)。可以看出，这个共同体的规模大，现实性强，远远超出政治共同体，它的真实含义就是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的人之为人的全部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异化劳动使工人与自己类本质和发展本质相异化，工人不幸而脱离这种人之为人的本质和体现这种本质的共同体，就是人的异化和退化，就是人在不断地丧失自己的人的本质，这远比资产阶级脱离政治共同体，处于在野地位，危害更大，灾难更深，这是从人的境界的倒退，使人难以容忍。所以马克思说：“消灭这种相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因此，产业工人的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局部性，总包含着恢弘的灵魂”(28)，它是向人的本真的回归，是超越政治解放而向社会解放迈出的坚实的一步。这就是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或人类解放的巨大差异，也是真正的共同体远远高于政治共同体的精髓之所在。

人的真正共同体是个人在其中能够实现自己本质和需要的共同体，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永远是共同体的灵魂，如果每一个单个人的需要和本质不能在共同体中得到实现，那么，人的解放和人向自己的本质复归就是一句空话。工人的社会革命是“对非人生活的抗议”，它有真切的现实基础，完全是从单个现实的个人的观点出发，马克思说到此进一步申明：“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29)。所以，个人和共同体的一致，为充分展示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才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手段，就成为真正共同体的基本特性和功能。这个思想也为马克思后来的文献所印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0)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31)，这里的社会也就是指真正的共同体。

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以其共同性而组成的群体在哲学上称为共同体。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社会本性使人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和繁衍。人类最早的共同体是由婚姻和家庭组成的血缘共同体，由于生产和分工的发展，职业的分化，人类的共同体形式也越来越多，出现了政治共同体、思想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等等，但是共同的利益和追求是共同体的核心。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一直在异化和私有财产中运行，人类的共同体也深受其浸染，而逐渐失去人类借以生存的“恢弘的灵魂”，沦为某些阶级或集团牟取私利的狭隘工具，就体现人的本质的意义来说，他们都是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也是在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意义上，强调人的社会性尤其是共同体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它接续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表明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与超越生命需求的发展本质整合起来，付诸实现，体现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生活也像类本质和发展本质一样，构成人的共同体本质，这个本质实际上反映了类本质和发展本质的实现条件。

五、共同体本质的现实化：人的社会联系本质

人的共同体本质带有鲜明的理想性，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这就等于把真正的共同体推向遥远的未来，在现实层面变得不易把握和理解。为了进一步揭示共同体本质的现实意蕴，马克思在1844年夏秋之际，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以下简称《摘要》)又提出了人的社会联系本质。

马克思写道：“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2)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联系与共同体是同一时期提出的同一层级的概念，都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具体展现。但社会联系与共同体存在上下承接关系，如果说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那么社会联系就更加生活化和现实化，进一步说明了人的本质只有在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实现。因此，共同体的内核与秘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如果说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真正共同体这个命题还有些费解的话，那么，社会联系就把共同体的真实内蕴相当直白地表述出来了。

马克思一方面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同时紧接着又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从时间上看，后者是对前者的解说。而社会联系也并不神秘，无外就是指社会交往。马克思在这本《摘要》中有时就把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并列使用(33)。社会交往的普遍形式是贸易和交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34)。社会交往表面上是个人行为，其实质是社会活动和社会享受，反映了人的类活动和类精神。其原因和奥秘就在于人的生产和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社会性，离不开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不仅“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35)，而且任何活动都不仅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他人的需要，是为社会而进行的生产。所以个人和社会是统一的，人在实现自己的本质的时候，也必然生产出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本质。但是，必须指明，任何社会联系和社会本质都“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36)。凡是与单个人利益和需求相背离的所谓社会联系和社会本质都是虚伪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37)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真正的社会联系具有双重的来源：一方面，人作为人先天就有社会联系的本性，人不交往、没有社会联系就不可能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生产和创造人的社会联系，使不同时代的社会联系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这样看来，社会联系对人来说既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又具有时代性和再生性，是人须臾不可脱离的本质。人生活在交往世界，只有保持和进行多方面的社会联系，人才成为人，所以，马克思又说“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38)。但是社会联系多种多样，遍及人的一切生活领域，如果人的社会联系只是重复共同利益的高调，贬损个人的需要和价值，那么，这种社会联系就是伪善的。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社会联系必须从个人需要和利己主义出发，反映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只有这种社会联系才是真实的，体现了个体和共同体的一致和统一。然而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也带有鲜明的理想性，只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个体和类的矛盾才能真正解决，才能产生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的全面异化是挥之不去的常态，社会联系也是如此。马克思说：“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39)在分工和私有制社会，特别是在高度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处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异化劳动的第四个方面，即人与人相异化的状态中：“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40)。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全面异化的人，马克思认为，这些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关系本身就是怎样的”(41)。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个人都是异化的，个人之间的交往生成的社会联系也必然是异化的。异化的社会联系是“现实的社会联系”，是描述人的“真正类生活的讽刺画”，马克思用一大段话具体地描述了这幅丑恶的讽刺画面：“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联系表现为非本质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化，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42)。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同时期《手稿》对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相异化的后果的描述，信手拈来运用到社会联系的异化上，这就表明社会联系的异化是很实际的，在诸多方面都对人的本质的实现形成巨大的障碍。如同人类丧失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人的超越生命需要的发展本质和作为良善的生存方式的共同体本质，人就不成其为人一样，真正的社会联系也是人的本质的重要方面，社会联系的异化也会使人丧失重要的机会和手段。

因此，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对人的善良品性的培养和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一方面是现实活动和过程，另一方面也固化为社区或社会环境。由此，也要求我们去“积极实现着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43)。

六、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个体本质

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将人与动物的区别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使人的本质要素从多个方面被具体地揭示出来。但是即使如此，这些本质也没有摆脱其固有的局限性，即它只能标识人与动物在总体上的差别，而不能将这种差别延伸到人与人之间。因为所有的这些本质都是人作为人所普遍具有的，它们反映不了人的个体本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这正是一切关于人的本质学说的最终落脚点。所以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不能停留于此，还要继续向前推进。适应理论自身完善的需要，马克思首先迈出的第一步是将具有多方面本质的总体的人进行分化、细化、具体化，为确证人的个体本质奠定基础。正像实践生成世界和人本身并造就人的全面本质一样，实践也是区分人的个体本质的唯一路径。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4)物质条件不是指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本身，而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具体来说是指人在生产中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是劳动者还是管理者。在生产中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关系是联系人的纽带，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连接着不同的人，是个体人及其本质的终极确立者。

人类的童年时代，生产和实践水平低下，分工也不发达，那时的人主要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出现，彼此之间共性多，差别少，而且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马克思说：“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45)，因此婚姻和家庭也就成为最早、最自然的社会关系。鉴于原始社会生产和分工的极度落后，马克思曾一度把整个原始社会关系归结为家庭关系的扩大。伴随着三次社会大分工和由渔猎文明、农耕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分工导致职业的分化日趋明显，人的社会关系也随之越来越发达和复杂。在原有的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种族、宗族、民族国家和宗教等多方面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又相应地产生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这就为区分人的个体及其本质创造了现实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背景，马克思承接人的社会联系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适时地提出了人的社会关系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6)。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也是对此前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本质的最终归结。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基本上集中在1844年，这时正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写出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和关于穆勒的《摘要》都和《手稿》一样，基于同一水准，由此提出的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都是对人的本质的各方面要素的逐次揭示。《手稿》中那些著名段落和话语，如：“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7)，“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48)，等等，清楚表明这时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所以，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能够从人的生命活动和超越生命需求的发展活动、共同体活动和社会关系活动来逐一解说，这就超越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的意识界定，把实践和活动引入到对人的本质的正确理解中来。但是，上述文献当时都还处在费尔巴哈光环笼罩下，在《手稿》中马克思竟然称赞“费尔巴哈是唯一一位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49)。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过高的评价，影响到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看法的彻底发挥。一方面，基于对实践的基本理解使马克思能够走出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的藩篱，正确揭示了人的类本质、人的发展本质、人的共同体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没能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思想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1844年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的多重规定基本上是与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思想相平行的。

1844年前后是年轻的马克思思想发展极为迅速的关键期，几乎是经历半年或一季度他的思想就发生明显的改变和进步。写完穆勒的《摘要》不过几个月，刚刚进入1845年春，马克思就写出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这是马克思坚定地迈向实践唯物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伴随着新世界观的确立，马克思明显地感到，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思想背后的直观唯物主义，已经成为通往探寻人的本质正确道路上的拦路虎，必须从世界观的高度加以严肃的批判。所以，《提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宗旨，指出，对对象、现实和感性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当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新唯物主义，即“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50)。马克思在收获了实践新唯物主义崭新的成果之后，立即用来考察人的本质，这就必然导致与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思想相冲突，不容马克思不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凸显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的任何生命活动都不是单个人进行的，社会性是实践的先天基础。而费尔巴哈离开人的实践和社会性去观察人，他只能看到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在他看来，作为人的本质的类，只能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1)，即意识、感情和爱。费尔巴哈不仅把类当作纯粹个人的抽象物，而且还把它进一步提升为“宗教感情”，企图在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建立爱的宗教，去解决尘世的矛盾和纷争。马克思批评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52)如果用实践的观点去探寻人的本质，那么首先凸显的是社会的人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正是这种实践活动提炼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但是，所有这些本质在标识人的个体本质上都无能为力，只有把社会联系再做进一步探讨，进到社会关系就有彰显个体本质的可能了。社会关系基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实现形式，又与人的生产活动相连接，生产活动不过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归根到底社会关系也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所以由实践引向社会关系是逻辑的必然。社会关系与社会联系本意也大抵相通，但仔细推敲可以发现，社会联系是动态过程，社会关系是固态的结果，只有社会联系经过一系列的选择和变换，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才形成可以表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好比一张大网，任何人都在这张网上布下了自己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经纬线，每个人的生理、家庭、职业、经历、信仰、品格、教育程度、社会组织等多重线条相互交织，形成自己独有的纽结，这些各不相同的纽结，锁定了单个人，构成了人的个体本质。无论任何时代的人都是社会关系大网上的一个纽结，这些纽结既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又是对人的个体的具体定位。这就突破了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的局限性，将人与动物的区别引向了人与人之间区别的新境界，从而将人的本质个体化、现实化，实现了由社会联系本质到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过渡。所以马克思才强调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不在现实性上，类本质等就够了。如果在理想意义上，人的本质可以推向无限善良美好，大家彼此都一样，那时用来标示人的个体本质区别的社会关系本质就将完全失去意义。

《提纲》以其鲜明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记录了马克思的划时代哲学革命变革的伟大历程，与此相联系，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也将立足点转移到实践上来，他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首次从实践出发，将人的本质个体化和现实化，这是从人的生命进化过程和发展的视角对人的本质的深层的拷问和回答。至此，终于驱散了笼罩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种种迷雾，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人生理想和态度问题。

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承担者实际上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肩负着具体的使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正是这些方面的集合，使人成为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不管人们主观意识到没有，凡人皆在社会关系的大幕中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生活大剧，“历史也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3)。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深刻启发人的意志和良知。人不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茫然不知，无动于衷，社会关系是一种处所、联系、角色和责任，人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只有理解自己的处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责任，共同体才能兴旺发达。如果对自己境遇和角色一知半解，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那么人皆如此就真要天诛地灭了。我们生活的社会之所以还在正常运转，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在奋发努力，尽职尽责，实际上经常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无偿奉献，只是另一些人不自觉罢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一员都应该反思如何凸显自己的本质和个性，在自己扮演的各种角色中，努力做到称职合格，人皆如此，我们的社会才会有辉煌的未来。

注释：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③《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5页。

④《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0页。

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6～2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30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1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571页。

(1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39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3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3页。

(3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0～171页。

(3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1页。

(3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1页。

(3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1页。

(4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4页。

(4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1页。

(4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1页。

(4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2页。

(4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9页。

(4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