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性质、功能、价值和意义？如何以一种符合规律的方式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这是切实深化哲学社会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前提性问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指明了方向。应用和对策研究由于与现实实践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更直观的“可兑现价值”，其性质、功能、价值和意义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相比之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这些前提性问题相对复杂，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澄清和阐发。
何谓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
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不尽相同的诸多学科，但作为“基础理论”，它们分享一些共同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之与其他研究方式区别开来，并形成了特有的学术品格。
自觉追问、澄清和反思学科的合法性根据及其理论基石，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特质。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可以把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视为一个在一定学科规范指引下由诸环节和层面构成的相对自主的体系，而构成这一体系最内核的部分，就是对该学科存在和运行的理论预设的自我理解，它要求回答：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独立的研究方法论为何？它要处理和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否形成了成熟稳定的概念和术语体系？等等。只有这些问题获得了深刻阐明，各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才可获得可靠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这种探究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项需不断反思和重构的理论任务。在这种反思和重构中推动学科不断深化和与时俱进，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式。以哲学为例，在历史上，每当哲学面临重大突破之际，人们总要提出并反省“何为哲学”，并对已有的哲学观念进行反思，在新的地基上校正甚至改变原有理论前提，哲学因此而获得了不断自我超越的生命活力。再如社会学，自它逐渐从哲学中脱离出来并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以来，学者们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始终进行不断的反省和追问，这种不竭的探究，成为社会学基础理论自我变革和创新的深层推动力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这一点概莫能外。
致力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与深度探索，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另一根本特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积淀并形成了一系列“核心理论问题”，同时还担负着概括、提炼和回应人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大现实问题的使命。在现实研究中，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往往交互蕴含、相互作用，从重大理论问题的视野中回应和破解重大现实问题，从重大现实问题的挑战中生成、总结和升华出重大理论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路径。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之“基础”，不仅表现为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内容，更体现在它们切中和介入重大问题的特殊探究方式。它并不是把既有理论和现实问题当作“现成的东西”接受下来，而是要对它们的理论前提进行深入澄清和反思，在更为坚实的思想地基上，形成逻辑更加自洽、更能经受经验反驳的理论纲领和解释原则，从而穿透种种现象的遮蔽，实现对人与社会生活本质的把握。丹尼尔·贝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曾引述多伊奇列举的1900—1965年间社会科学65项最为重大的进展，无论是政治学中列宁的政党和组织理论，还是社会学中帕累托等的社会不平等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无论是哲学中罗素、怀特海的数理逻辑理论，还是人类学中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抑或心理学中弗洛伊德的心理和精神分析理论，都体现出共同的特质，即面对学科发展所凸显的根本理论困难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通过前提性的批判反思，在基础理论层面寻求和构建全新的解释原则和理论纲领。
吸收、总结和升华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大思想成果，积淀深厚的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生成和转换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又一重要特质。恩格斯曾说：“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一论述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在学术积累中养成学术传统，在学术传统的更新和丰富中实现自我超越，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发展自身的重要方式。同时，学术术语、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凝练、提出和创造性转换，标志着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独立程度和成熟水准，集中蕴含和体现着它的理论和思想高度。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当代西方哲学家德勒兹也认为，哲学就是创造概念。生成新的概念和范畴，创造新的理论体系，不断为提升和深化人与社会的自我理解建构新的“阶梯”和“立足点”。这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学术理想。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从肤浅的实用主义和粗鄙的功利主义出发，质疑和否定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历史和现实中颇为普遍的现象。充分自觉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是真正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首先体现为克服陈旧的教条化理论观念对人的束缚，拓展对于人和社会的认知边界，是推动人们思想和精神解放的巨大力量。运用人的理论认识能力，不懈探求关于人与社会生活的真理，通过解释原则的更新、理论逻辑的重组、思维范式的跃迁，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这一根本取向蕴含着破除以往理论观念的束缚，开辟认识人和社会的新视野，从而变革人们的世界观，更新人与社会的自我理解的重大旨趣。德国诗人海涅曾指出，决不能低估思想的力量，它是摧毁旧文明和发现新世界的巨大力量，他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把砍掉欧洲自然神论的宝剑，卢梭的著作通过罗伯斯庇尔，成为摧毁欧洲封建体制的思想力量。在此方面，马克思无疑是最光辉的范例。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存在多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它们依据抽象的理性原则和“永恒”的正义尺度理解资本主义现实及社会主义理想。与之不同，马克思声明：“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分析，马克思超越了从教条原则出发的世界观，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问题上巨大的思想解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围绕着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克服了把社会主义变成抽象教条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所未有地推动了思想和精神的解放。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把握自身命运，认清当下处境和未来方向，更好选择前进道路的强大思想力量。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能够借助思想来把握现实世界，并能通过自我反思，不断校正行为，自觉地创造人的生活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自我和现实世界并进而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强大“思想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纵观历史，越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思想创造力旺盛的时代，人们就往往越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这在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尤为突出的表现。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塑造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其政治革命离不开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反映资产阶级法权政治观念的制度设计；其经济革命，离不开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奠基；其思想革命，离不开启蒙思想家的播火推进之功。在现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上，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都发挥了“思想力”的重大作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被列为当代政治学11项重大成就之一，正是这一理论引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重大成果，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南，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思想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还体现在它为应用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根据”，为其发展开辟了可能的“方向”，为其实现最大效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人比动物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有一个“思想实验室”，能够以理论为工具去预演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所发挥的正是这种“思想实验室”功能。只有以之为根据，应用研究才有可能避免被“实利触摸”所支配。发现和提出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围绕它们实现思想、概念和方法的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而重大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构成应用研究的先声，基本思想、概念和方法的创新，是应用研究的源头活水，就此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应用科学具有“路标性”的方向引导作用，决定了其广阔的前景。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做了十分精辟的概括：“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深度和学理厚度，决定着应用对策研究的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和精准程度。没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对热点问题的跟踪看似热热闹闹，实际上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不断低水平重复。……基础理论研究得越深，对策研究就越有思想高度，提出的建议就越高明、越管用。”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命题，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是其中核心的内容。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最为核心的任务在于建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主体性”和“原创性”二者的统一，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真正走向自主和成熟的标志。
具有“主体性”与“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的构建，必须以“不忘本来”作为坚实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与社会生活真理不懈的追问和探索，而人与社会生活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现实场域中，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不是脱离时空的抽象演绎和思辨，而是针对具体的、特殊人与社会生活现实的合乎时势的发问和求索。这就要求我们应以中国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为根基，生成我们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想主题，并作出创造性的回应。只有这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才能改变长期存在的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心”与“边陲”关系，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力量。
以“不忘本来”为基础，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成果的拒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较为深厚的理论传统、成熟的方法论和理论生产机制，这些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互鉴，对于提升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准，开阔学术视野，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不忘本来”为基础，以开放的、自信的态度积极“吸收外来”，仍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途径。
“面向未来”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立场。人与社会是面向未来的存在，尤其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世界，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等，给人与社会的未来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作出深层理解和有力回应，并在此过程中，成为引领人与社会走向未来的思想“路标”。
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体系，进一步要求我们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把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个性化的理论创造内在结合起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是一项只有艰难劳作才能完成的事业，它不能靠人为外在力量强制性地实现，必须以学术积累并积淀为深厚的学术传统为条件。这里的“学术积累”，不仅指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更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思想的积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传统，就很难有真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和突破。对学术积累和学术传统的尊重，与个性化的理论创造是一体之两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主体性和原创性最终只能通过每个学者和学术共同体具体的理论活动去实现，因而必然是独立的思想探索的产物。就此而言，以强大的理论勇气和批判精神，充分发挥每个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的理论首创性，以个性化的形式表达和体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内容，就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所实现的伟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建立在法国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学术发展史所形成的深厚积累和理论传统基础上，同时又充分发挥马克思个人充沛的“思想自我”的个性，从而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学术积累和个性化理论创造内在统一的生动范例。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生成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体系，还要求我们以理论的方式切中和穿透时代最根本、最普遍的问题，把思想的触角伸展到时代精神的最深处，洞察并捕捉到哲学社会科学与当今时代最恰切的结合点。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 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毛泽东也强调：“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这深刻地启示我们，捕捉和把握“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提升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和回应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解释力，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内涵和思想力量的学术命题、学术概念和学术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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