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三维阐释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三维阐释

仲昭慧 王永贵

　　意识形态自信是意识形态主体对自身意识形态立论基础、发展进程与发展绩效等要素的综合评价。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必备要素，也是维系其长期执政的应有之义，关涉政党为实现特定意识形态功能、达成政治合法性结果等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准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P16）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坚定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提供了基本遵循。站在全新历史坐标点，为更好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汇聚实现中国梦的磅礴伟力，必须坚定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

一、何以自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生成条件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生成条件，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奠定共产党人坚定意识形态自信的理论基石，又包含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本质属性的准确把握，还基于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新变化的积极回应。

　　1. 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党意识形态自信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2]（P178）从建立之初，党就坚定以马克思主义奠定意识形态自信的基石。意识形态自信也印证了自身从解释世界走向改造世界的理论张力，反映了我们党对历史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准确把握。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3]（P1093）“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4]（P16），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等。这充分证明，自建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锻造有理想有信念的强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建构其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向前发展。

　　新时代以来，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发展，迫切需要党深入解答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立足新的伟大实践，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鲜明的理论特质、重大性原创贡献和强大的实践伟力，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这些重要论断均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伟大实践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信。总之，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中，有效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 本质属性：坚持意识形态自信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用先进思想来指导、用科学理论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正如列宁所言：“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P24）为此，要不断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善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进而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检验自身先进性的重要指标，并将其置于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一些负面的东西还会不断侵蚀和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同时，党内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党员队伍的来源构成、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等日益多样化，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许多新课题”[6]（P40）。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奋斗永葆自身先进性的又一成功密码。关照意识形态自信建设，党在实践中应不断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进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持续推进作风建设，不断锤炼共产党人信仰信念的钢筋铁骨。实践充分证明，党总能战胜艰难险阻把建设推向前进并取得历史性成就，既是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的结果，也是始终坚持以自我革命永葆自身先进性的结果。

　　3. 现实要求：党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新变化的积极回应。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面临的现实情况复杂多变，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从国际形势来看，伴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们面临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战略越来越隐匿、多元。从国内发展全局来看，我国正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也进入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深层次的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动荡的风险点增多增密，各种社会激烈争论、价值观分化冲突、舆情事件的风险点也频发多发，去意识形态化、去主流化、民族虚无主义等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甚嚣尘上。从党内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新历史方位上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个危险”更为复杂，防范应对重大风险重大挑战的本领和能力不足，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尚待有效提升。

　　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诉求，用制度构筑起总体意识形态安全的战斗堡垒，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新变化与新问题的准确把握和积极回应。新时代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渐走出了碎片化、单一性、应急性的工作态势，国家站在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新审视意识形态工作范式，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统筹性和协调性，逐步显现出刚性约束，全面重塑了意识形态工作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充分反映出党对意识形态制度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新高度。以制度建设规范提升意识形态整体治理效能，标志着“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制定从碎片化、单一性、应急性，向顶层设计、整体性、有序性转变，有力地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7]。这既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基本取向和走向，也充分展现了党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战略擘画意识形态工作。

二、何为自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内涵布展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党和国家建设发展全局，全面准确分析研判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态势，围绕意识形态自信“为何”“是何”“如何”等方面进行了内涵布展，深化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认知。

　　1. 功能论：对共产党人“为何”坚定意识形态自信的深入追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基础。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重申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与面临的目标任务。在全面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意识形态工作关系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方向和基本职责。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抓牢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只有不断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党才可能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踔厉奋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是党领导人民冲破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藩篱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党的意识形态自信必然通过客观的文化载体进行呈现，传播统治阶级主导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导向。“文化帝国主义”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型霸权斗争形式，它以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为理论来源，构建起符合资本主义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话语霸权”，以此来压制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价值思想，从而起到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显然，在他们那里，“极具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以及其它一切违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思想体系都被视为价值异端”[8]。“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阶级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从这个意义出发，冲破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藩篱，从根本上在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始终保持高度自信，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通过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实现为我所用。同时，还要正确认识与对待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打破西方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话语垄断，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真正构筑起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文化屏障，打赢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本体论：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是何”的深刻回答。从政党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就是党对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信。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意识形态发展实践中，贯穿其中的便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坚守。从建党之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到民主革命前后时期始终遵循“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那是不能动摇的”[9]（P133），再到新时代的“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10]（P67-68）。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思想这一脉相承的原理、方法和价值体系的彻底信服，其信服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强化信仰、整合现实、凝聚人心的力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思想内涵所在。

　　从政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来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就是党领导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制度是意识形态自信建设的价值载体与有力保障。新时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历史性胜利”和新的更大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制度优势，迎来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拓创新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引和与时俱进的结果。可以说，唯有将意识形态建设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才能为政党意识形态自信建设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同时，制度优势能够强化意识形态自信。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本质上讲是制度竞争，应对当前“两个大局”，更加需要依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压舱石”，不断提升意识形态的信仰认同、理论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总体安全。

　　从政党意识形态的文化底色来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体现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和对借鉴世界文化的清醒认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是观念性的复合体，必然涉及文化领域，是文化自信的逻辑递归、内在要求和核心旨趣。中国共产党正视自己的意识形态，正是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也充分彰显了党履行意识形态建设使命的高度自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建设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滋养与丰富着意识形态自信提升的价值指向、理论基点与路径设计，以科学的认知和理性的思考有效指导我们同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做斗争，强化我们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的认同与坚守，使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始终做到坚定正确的政治航向。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11]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源自对借鉴世界文化的清醒认知。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发展，国家间的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较量与斗争越来越表现为东西方价值观上的抗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文明优越论”自居，“其文化质料却同意识形态政治目的有意谋和，企图将资产阶级理念演绎成唯一的现代性的价值范式”[12]，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见称。对此，要不断提升意识形态批判力，旗帜鲜明地同一切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谬论作斗争，分清理论是非，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3. 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意识形态自信的深刻阐述。首先，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价值标准和理论基点。从价值标准上来看，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度影响力公信力能否稳步提升，人民群众永远是检验工作成效的“主考官”和“最终评判者”。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人民标准是检验和判断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为此，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切实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积极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形式与人民话语表达上的有效互动，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才能从根本上赢得人民对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任和信赖。

　　其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也遵循问题逻辑。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13]（P500）新时代以来，党结合新的发展形势和时代特点，围绕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善于从错综复杂的问题堆里把握长远性根本性重大性问题，将对问题的认识系统总结归纳，以提升实际工作能力。例如，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四力”、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和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等。

　　再次，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重要方面。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重要性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14]（P139）只有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不断推动意识形态自信态势总体向上向好。就科学的思维方法而言，“不是价值中立，不是非意识形态化”[15]，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贯穿到意识形态自信建设中。一是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思维，既要看到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成绩，也要敏锐观察分析意识形态工作的动态走向，从中作出规律性的概括，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进而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与主动性。二是以战略思维开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建设新局面。整体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构筑起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及时有效地把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治理方略转化为全社会成员的共识。三是以创新思维拓展意识形态工作方法。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意识形态发展赋能，构建“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格局，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国内国际传播力。

三、以何自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根基所在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夯实意识形态自信，其建设的实践创新特色更加鲜明，成效更加显著。这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进而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为全党赓续意识形态自信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

　　1. 历史维度：历史积淀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重要基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革命型—建设型—创新型”的光辉历程把意识形态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夯实了新征程上全党坚定意识形态自信的强大根基。在推进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机构，无论是大革命时期、延安时期，再或是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也遭遇挫折与失败，党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6]（P435）的真理，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引领中国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进入了建设期。这一时期，党加强了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权建设，坚持党管媒体，健全了党领导下的各级媒体机构，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确保了党的大政方针及时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例如，1949年成立的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规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媒介组织，对传媒活动进行法制化和行政化管理”。1956年全国报纸发行种类为1236种，1960年全国报纸数为392家，报纸发行总印张达58.8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整体上建构和实现了从“贫穷的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话语上的转换，开创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庚续了建设型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注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权。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进入创新发展期，先后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等会议，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印发了系列文件如《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必威建设的意见》等，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尤为关注的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7]（P2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目标任务，以更加规范性的指向，进一步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要达成的目标和效果。

　　2. 主体维度：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建设具有自身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是党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核心力量。以制度化建设提升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生动体现。新时代以来，面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和方式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思维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解决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克服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嬗变性，确保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管控不走样不落空。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外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呈现更为复杂，纷繁复杂的思潮交锋交融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不小的冲击，其归根结底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制度竞争。为此，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思维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辨识、拒斥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潮，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障，进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威力和效度。

　　党性和人民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鲜明特色。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政治工作。党性原则是政党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如果在坚持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观点和立场，那就是政治上不合格，就没有做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最起码的资格。”[18]（P24-25）意识形态工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竞争，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讲党性，确保意识工作遵循党的政治路线不偏离、坚持党的方针不动摇。同时，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上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我们党看问题的出发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一切脱离人民性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9]（P19）我们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于人民所思所想，把解决人民精神困惑、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目标任务，既要做到旗帜鲜明讲党性，又要做到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结合起来，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开创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

　　3. 实践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筑牢意识形态自信物质基础。“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经济、政治等深度交融，呈现出紧密的相关性。”[20]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是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反映，受到既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其生成如何无疑是由现实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任何离开抑或脱离物质基础来谈政党意识形态自信都是空谈。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筑牢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物质根基，赋予了意识形态自信更高的话语权。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厚植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制度，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新发展格局，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国家统计局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充分显示，2013年至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物质文化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即要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需要精神财富和思想文化上的自信自强，共同演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交响曲。要按照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和贯彻执行“七个着力”基本要求，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不断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信的物质环境基础。中国共产党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持续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发展，实现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充分展现了我国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恪守绿色发展道路的行动自信。

　　4. 比较维度：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在国际比较中凸显自信。首先，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国际认同度和国际公信力不断提升。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唯资本、唯阶级、唯意识形态的制度圭臬，创造了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面对全球经济低迷不振，我国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将疫情的国内防控和国际防控两个大局统筹起来，在守住本国疫情的同时，还坚定不移推进抗疫国际合作，为全球抗疫作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这些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使得多年来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争锋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争霸论”“中国威胁论”渐趋式微。

　　其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不断优化创新。话语体系承载着一个国家特定的深沉的思想价值观念，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以来，党注重顶层设计与微观实际相结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读中国实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将对外话语体系与多彩中国故事中的主流意识、政治内涵、终极追求等内容充分结合起来，“把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21]（P280-281），构建镌刻中华文化基因的国际传播体系，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互融互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华文明的时代贡献。具体而言，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文化艺术产品和文献资料等国际文化共享，打造丝路文化高地。全力打造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等新型化多样态国际传播媒体矩阵，做强做活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品牌，同时积极构建中国国家话语叙事体系和表达方式，积极回应国际社会面临且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治国方略》《习近平著作选读》等文化产品为国际社会观察和感知当代中国打开了一扇扇“思想之窗”。在国外主流媒体平台开设中国专栏专页等，一批中国应用、中国作品、中国元素走出国门，立体多彩的中国正映入世人眼帘，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同。

　　（作者简介：仲昭慧，南京师范大学必威博士研究生，淮阴工学院必威副教授；王永贵，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21ZDA113）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