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优势理念的美国霸权战略及其局限

基于优势理念的美国霸权战略及其局限

王帆

摘要：基于优势理论的美国霸权战略，其实质是为了美国优势的谋取、维持和延续。美国的优势战略立足于其在军事、科技和制度等领域不容挑战的领先地位，进而形成排他性的独特权力。美国通过主导国际秩序、运用联盟力量、利用离岸平衡术的借力打力、制造和利用危机以及充分运用软实力等手段来达到维持和延续霸权的目的。美国基于优势的霸权战略有其局限性：“离岸平衡”战略将最终导致美国主导权丧失与联盟解体，甚至促成反美霸权合作力量的形成；目标分散与战略失衡问题将导致美国无法集中战略资源；构成美国战略优势根源的地缘、生产、金融、信息与军事等众多要素正在不断流失。这些局限使美国基于优势理论的霸权战略难以长久维持，导致美国不断调整其对外战略。

关键词：美国对外战略；优势理念；霸权战略；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王帆，外交学院院长、教授。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反复提出“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交往，这一表述与美国长期以来基于优势理念的霸权逻辑密切相关。美国霸权战略是基于其在核心或关键领域的优势而确立和维持的。为了达到延续霸权的目标，美国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和策略维持全方位的优势地位和影响。深入分析美国霸权逻辑及其优势理念，加强对美国维持和谋求优势具体措施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霸权战略中的优势理念及核心优势支柱

优势就是一国具有别国所不具有的独有能力。美国战略的“优势论”从思想渊源上来说，来自于美国文化中的种族优越论，与“美国例外论”、“美国特权”和“美国优先”相关。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优势地位的崛起，“优势论”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经济成就是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霸权转移的重要基础。二战后，美国人口占世界的6.3%，但却拥有世界50%的财富，在此背景下，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认为，必须“设计一种在不危及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我们保持这种差距的关系模式”。由此，保持、扩大美国在经济优势基础上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成为二战后美国霸权战略的主轴。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认为，美国二战后滑向冷战的主导思想便是优势战略。通过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和苏联的扩张，美国官员希望能永久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指出，“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一场争夺优势力量的斗争……寻求低于优势地位的力量将是选择失败。优势力量必须是美国政策的目标”。

自二战末期以来，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能够扩大其影响力并对国际体系做出重新安排，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维持“首要地位”（或称“领导地位”）的大战略。该战略有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军事上保持优势；安抚和遏制盟国；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设计的制度和市场；抑制核武器的扩散。这一过程产生基于优势理念的美国霸权战略及其局限了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精英，他们的思维惯性导致追求至高无上战略的延续，只有在足够大的冲击动摇对现状的认识才能变化。基于优势理念，美国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待其权力是否衰落。罗伯特·阿特 (Robert J. Art) 认为，国际环境中有一个特点会严重地影响到美国的大战略，即美国相对其他大国的权力急剧下降。它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一个全球挑战者或者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美国经济力量崩溃；美国失去其技术竞争的优势地位；以及出现全球范围内的反美大联盟或者几个地区范围内的反美同盟。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指出，“美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应当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自身的首要地位”，“他们更喜欢身为不可或缺的力量所带来的无限风光和优势角色，他们一直不愿放弃无从挑战的首要地位”。美国维持帝国地位是出于三个强大的动机：荣誉、恐惧和利益。这其中就包含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优势能力。

美国认为只有拥有优势才能确保霸权。作为当今体系的霸权国，霸权护持与彰显本身即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霸权的前提是美国须在所有核心关键领域和地区保持绝对优势；如果绝对优势地位受到威胁或与挑战国差距缩小了，美国必然会全力压制挑战国以维护其原有不可替代之地位。美国优势战略的核心保障是军事实力的一超独霸，核心基础是科技领域的高维领先，重要依托是国际规制的主导权。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军费开支总额占世界第一，在全球拥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美国2021年军费开支达801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军费总额连续多年高居全球第一，相当于其后9个国家的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与代表世界人口约25%的多个国家签有防御协议，并在8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军事基地。美国的特种部队部署在全球140多个国家。美国还于2019年12月建立了所谓“天军”，其终极目标是在24小时内对全球范围内的任何威胁做出反应。所有这一切，使美国在军事实力上形成了碾压式的优势，也为美国以各种名义不断发动针对中小国家的局部战争提供了基本保障。

美国的全球战略优势是建立在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优势基础之上的。科技是核心竞争力，也是军事实力的关键所在。美国格外强调科技在市场和军事方面的转化能力，并寻求和维持这些优势以保证其国家利益以及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把众多资源用在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登月计划上，其目标在于确保美国在每一次科技新浪潮中领先，并通过探索太空来推进下一波科技研发，继续追求科技领先的国家目标。对科技领先的追求贯穿于战后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中并延续至今。美国认为维护、利用和发挥好仅有的技术优势，就必须在高科技领域毫不留情打压任何竞争对手，在技术层面严控对手的发展成为其短中期的重点。2022年3月28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案》，其标榜的目标是增强美国在关键技术、产业等领域的竞争力，实质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在中国科技力量崛起之时，强行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2022年9月在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支持这一观点。他解释说：“我们需要检讨过去长期奉行的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对竞争对手维持‘相对领先’的做法，过去我们认为保持一定代差就可以。这种做法在今天新的战略环境下需要修正，在某些基础技术领域，比如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我们要维持最大可能的领先优势。”2023年4月，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强调，“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等，政府并没有要一刀切。但在最先进的半导体、存储芯片技术上，美国不会允许将某些类别的技术出售给中国，因为美国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美国要保持对每个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强国，在这一点上美国不会感到任何歉意。”总体看，科技优势不仅是美国自身实力的关键，还是其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

制度霸权是美国确保自身优势地位的关键途径，其核心是通过规范、规则、制度、话语权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来达到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与以往的霸权国不同，通过规制和制度来维持自身优势是美国二战后的独有战略。相较而言，苏联只是在区域阵营内部进行管理，而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制定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规则，谋取了经济金融等优势。某种程度上，制度霸权可以视为美国软实力的一部分。一个国家软权力的来源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普世性；二是设置一系列有利于自身且能够主导国际活动领域的规则和制度。正如贝特兰·巴蒂（Bertrand Badie）和玛丽·克洛德·斯穆茨（Marie Claude Smouts）所言：“现在，实力的定义是在国际竞争中一个或数个领域中，控制规则的能力”。

规则制定是战略能力的重要一环，在国际机制的规则制定上发挥更大作用，不仅有助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也有助于增进他国对本国的理解和认同，形成更加有利的互助合作模式。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机构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追求利益的方式，而且影响了他们界定自身利益和理解自身行为的方式。美国所拥有的制度霸权是前未所有的。从布雷顿森林体制到雅尔塔体制，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联合国下设的一些机构，这些机制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得以制度化，从而强化了一种令其地位可以持续存在的框架。国际制度本身具有“锁定”和“限制”效应。美国通过其建立的西方秩序增加了潜在对手的竞争成本。

二、美国维持和谋求优势的对外战略举措

基于优势理念的霸权逻辑，美国认为要保持优势无以匹敌，才能压制任何对手，才能使霸权真正长久。为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在对外战略中通常采取以下举措维持和谋取优势。

（一）主导建立国际秩序，利用国际制度打压对手

从历史上看，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在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制定和控制能力密切相关。二战后美国主要依据两大支柱来控制霸权：其一是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其二是经济领域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制度霸权区别于以往靠枪炮打开世界的“炮艇外交”，它依靠的是软性手段，更具有渗透性和持续性。美国霸权表现为由其主导培育的一系列国际合作及其相关机制。

自194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优势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创造和维持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秩序建立在“美国卓越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和美式价值观之上”；通过阻止欧洲和东亚的竞争性大国的出现，从而最大化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将维护经济相互依赖作为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这一战略的逻辑是：促成全球体系中处于“生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资源核心区”的重要国家与美国之间形成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以此作为该战略瞄定的首要利益；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或实力的非主导性力量的出现被视为美国主导的相互依赖体系的威胁。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会形成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奖惩逻辑，进而促成追随偏好并打压挑战的前景，最终有助于美国巩固霸权地位并向体系长期征收霸权红利。当前，拜登政府正在实行一套“非对称”的竞争战略，即采取各种措施“削弱”中国的实力（限制中国将实力转化为地区及全球秩序的影响能力），并“打造”美国的实力（“强化”美国秩序的各个基本要素——特别是联盟关系、生产能力、金融实力、军事实力、技术领导力、在全球机构中的作用以及对信息流的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以及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有选择性的“退群”来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美国制度霸权，拜登政府则致力于构建排他性的多边组织阻止中间国家采取对冲战略，但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还是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都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维护美国制度霸权的逻辑从未发生改变。

（二）联盟战略，充分利用盟伴的力量

联盟战略的实质是让盟国或准盟国承担更多责任，而由美国发挥整合、主导和凝聚作用。战略联盟的思想贯穿于美国霸权战略的始终，美国绝不将自身置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即使要成就霸业，也拉拢盟友的帮持，绝对不搞单打独斗。

整体而言，二战后的美国一直是强强联手，这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势战略思想。美国在1949年发起“马歇尔计划”，并于 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强强联手的目的在于通过联盟的强大使抗衡美国联盟的成本加大，而且无法形成有效的对抗力量。美国通过制造敌人，继而一拉一打，形成了力量优势。总之，美国通过联盟制造分裂，凝聚盟友，同时以阵营的方式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既减少了成本，又维持了其优势地位。美国与其盟国的战略交易带有明显的利己性特征，比如“马歇尔计划”绝非经济援助那样简单，至少有多重战略目的，从凯南的设计初衷就可以得到证实。对欧援助是为美国战略大目标服务的，通过援助扶植盟友，培育市场，让他们成为美国的强大帮手。

联盟战略遵循强强联手的思路，联盟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国家间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维持优势需要巨大的成本代价，联盟战略可以实现成本分担。由于美国是主导国，联盟的力量可以较大程度为美国所用，美国可以将盟国的力量捆绑在其战车上。一方面形成美国所能主导力量的优势，另一方面尽可能减少美国的成本过度流失，避免美国为盟国的利益买单。扩大比较优势，减少成本都是保持美国领先地位和维持霸权可持续的基本需求。联盟战略的前提也是建立于美国优势主导的基础之上的。对于盟国，美国以保护为名，行主导控制之实。美国对其盟国都保持优势地位，保持不平等性。美国之所以热衷于联盟，是因为美国能够主导联盟进程，能够使联盟为美国的优势地位服务。倘若美国无法主导联盟，而出现所谓平等或对等的局面，美国对于联盟的投入必然大打折扣。美国力图通过对盟国的控制保持其对于盟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美国的主导地位巧取豪夺，进一步扩大和维持优势。美国将台湾地区视为“准盟友”，通过一系列手段，实现包括台湾核心企业和军事力量的美国化，比如将台积电变成为美积电就是明证。显然，当前美国联盟战略的实质仍是让盟国和伙伴承担更多责任，并由美国发挥整合、主导和凝聚的作用，以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

（三）离岸平衡、借力打力

离岸平衡战略的关键法则在于避免成为冲突直接当事方，而是当旁观者，时机成熟再成为促裁者以坐收渔人之利。美国充分利用了大国战略冲突，把握了战略机遇。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其离岸平衡的做法。史蒂芬·沃尔特和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等学者认为，美国最根本的大战略目标是确保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尽快摆脱冷战期间在欧亚大陆承担的国际承诺和义务，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条件下，东亚、欧洲和中东等区域内大国自动形成权力均衡，防止出现区域霸权。只有当欧亚大陆再次出现区域内国家无法制衡的大国，美国才有必要干预。一旦制衡目标达到，美国就应退出该地区。这一战略可使美国处于其他区域大国需要倚重但又不会畏惧的有利地位，在提升美国安全的同时大量节省美国的经济军事资源和政治资本。正如沃尔特指出的，离岸平衡手最大的成功在于让别人应对麻烦问题，而不是急于将负担揽到自己身上。

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还体现在借力打力上，即有效利用他国间的权力斗争发展壮大自己。美国实力上升期就利用矛盾，衰落期就制造矛盾。美国在面对中国实力飞速上升而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不断在中国周边尤其是东亚强化或制造危机的做法则是明证。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以盟国来牵制对手国，比如以日、澳制华。

（四）利用或制造危机

利用危机是美国对外优势战略的手段之一。基于优势论的设计，美国在竞争与热点冲突中需要居于主导地位，以主导和控制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美国并不排斥危机，也无意根本性解决危机，关键是利用危机使其为美国所用。对于美国而言，有些冲突是需要制造并保留的，利用冲突比解决冲突更重要。显然，使别国长期陷入难以解决的危机，美国就能够具有安全上的主动权和优先权。美国的目的就是将局部争端置于掌控之中，而使自身不会卷入一场系统性战争。只要将危机排斥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就乐于利用和制造危机。历史上，美国多次利用危机，并把危机变成美国的机遇。二战后，在希土危机中，美国推出杜鲁门主义，加速了霸权转移的进程。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强化了在亚洲的存在。在印支战争中，美国又利用对法国军事援助之机，介入东南亚事务，一方面以遏制中国为借口，另一方面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法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随后的中东战争中，美国也是如法炮制。通过一系列危机的利用，美国成功地扩张了地盘和全球影响力，不断强化了霸权地位。

美国的地区战略时常体现出其利用危机维持霸权。在所谓“旧金山和约”中，就有意留下有关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为后来东亚国家间的矛盾和危机埋下种子，而美国坐收危机红利。在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充当救火队员，抑制热点，另一方面又在利用热点煽风浇油，比如作为第一大军火推销商出售军火。

美国利用危机一方面可以推进其既定战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实力总体下降的情况下利用危机确保其优势地位。在实力和影响力下降的大趋势下，美国面临战略上总体收缩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迅速地全面撤退，反而会以进为退，在局部地区甚至呈现咄咄逼人之势。美国承袭当年大英帝国殖民撤退时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方式，通过分化而制造动荡，搞乱地区关系，以当地人打当地人，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制衡。从根本上说，美国是利用可控的危机来形成其优势主导的影响力。美国战略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强调要突破羁绊，创造性地利用冲突的不确定性。当危机演变成局部冲突时，不确定性会随之增强，进而发展成为全面战争，“逐步”失控。让“局势多少有点失控”是完全值得的。

美国在竞争与热点冲突中需要居于主导地位，美国的战略模糊具有多义性、可变性。模糊是为了保持更多选项，是为了在合适的时候谋取到有利的优势结果。比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一方面美国表示不选边站，另一方面又说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美国的地区战略并不是立足于解决危机，而是利用危机，甚至是延长危机。无论是中东、中亚还是东北亚均是如此。

（五）注重软实力，占据道义制高点

为了维护美国的优势，除了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美国还特别注意道义和价值观的推广，通过抢占道义高地，展现美国的道义形象，形成软实力的优势地位。美国的全球声望在20世纪两次达到顶峰。第一次是一战刚刚结束时，第二次则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理想主义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中得到体现，该计划与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国际政治的参与者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一战中的强大军事干预，和在民族自决新原则指导下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标志着一个具有独特思想和物质吸引力的强国已经屹立于国际舞台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认定，东西冲突是一个道德议题，极力避免与苏联就任何问题谈判，除非态势发生重大转变——与英国长久以来的观点迥然不同。阿萨德·拉蒂夫（Asad-ul Iqbal Latif)认为，

美国在对外战略中立足通过两个实力根基以保住其地位：正统性和必然性。美国通过构筑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所具备的吸引力——让其在国际上具备了正统性。冷战期间，西方将“人权”“自由”等观念影响引入中欧和东欧，对苏联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冷战结束时，美国和西方世界将自己与人类尊严、自由和繁荣等原则联系在一起，俨然成为人类崇高价值的“保护者”。

三、美国优势战略的局限性

美国作为霸权国有其先天优势，但也有软肋。第一，“离岸平衡”战略将最终导致其主导权丧失与联盟解体，甚至促成反美霸权合作力量的形成。第二，目标分散与战略失衡问题将导致美国无法集中战略资源。美国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大国，始终面临战略重点与目标多元的平衡难题。全球范围的各类危机与战略重点的持续投入将不得不分散其战略资源，从而出现成本大于收益的霸权难题。第三，构成美国战略优势根源的地缘、生产、金融、信息与军事等众多要素正在不断流失。

（一）离岸平衡下的众怨所归

美国的霸权战略建立在优势的基础之上，而美国的优势则是建立在别国永远处于劣势的前提之下，为此，美国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削弱任何它所认定的挑战国家，这在现实中是不符合多数国家发展利益的。这就形成了美国霸权优势战略的悖论。霸权需要维持优势，而维持其优势的手段却是损害他国利益。从长期看，这必然对他国的战略自主和发展空间造成极大的伤害，也必然引发多数国家的反对。因此，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强调，“美国的许多优势来自于可怕的历史罪行”，这种以盟友“为柴取暖”的优势是难以长期维系的。一旦对盟友利益的伤害超出了其容忍度，美国就可能面临西罗马帝国晚期“众怨所归”的命运。

美国所仰赖的地区均势本质上是“离岸平衡”+“推卸责任”，通过在幕后制造危机，拉拢地区盟友与潜在的战略敌手进行对抗。看似是美国为地区盟友提供了安全，其实这种地区安全问题本身就是美国制造的，而盟友却成为冲突时首当其冲并为其火中取栗的战略抓手。因此，不论在地区盟友还是战略对手眼里，美国的这种算盘其实并不高明。盟友之所以愿意表面臣服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如果不配合或者假装笃信这种罗马式的和平恩赐，就会被划为美国需要“改造”的敌人行列。这也使得美国不仅要时刻提防地区性大国的崛起，也要时刻警惕同盟内部的反对。因此，这种优势战略因长期成本居高不下而难以为继。美国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实力优势基础之上的，当美国处于衰落走势时，它只能全力打压其所认为的挑战者。然而，所引发的问题在于，美国打压挑战者不仅使对手实力受损，美国自身实力也会受损，因此维持优势和由此导致的实力衰落成了美国难以破解的难题。

（二）平衡性问题的持久干扰

当前美国对外战略面临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国内外情势。美国在决策时始终面临着东西两线战略的平衡、盟友内部的平衡以及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平衡性三个具体难题，这些难题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大范围的、具有整体效应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第一，东西两线战略平衡主要指美国既因战略承诺可信性问题而在亚欧大陆西部不断向乌克兰输血，同时也要在亚欧大陆东部全力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实施以中国作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印太战略”，这是其战略重点，但受乌克兰危机、美俄矛盾升级等各种干扰，美国如果以俄罗斯为战略目标做出战略性调整，其“印太战略”就会削弱。虽然美国官方多次强调，美国不会为乌克兰危机而转移战略重点，然而，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种挑战。从长期来讲，战略资源的分散将导致美国无法凝心聚力解决任何一个地区问题，从而损害其战略信誉。

第二，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并非铁板一块。维系军事同盟的根本因素在于共同的威胁感知。但由于中国始终奉行“结伴不结盟”以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军事盟友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周边国家并未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明显威胁。美国若要强行绑架其盟国出钱出力为自己的霸权“买单抬轿”，必然会引发同盟内部的不满与分歧。在当前中美矛盾虽在加剧但仍然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一些美国盟友更愿意选择“模糊战术”在中美之间赢得好处，一旦中美之间战略冲突风险急剧上升，多数国家都会采取规避风险的政策。

第三，美国国内问题的持续牵制。美国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多元的社会体系。其多元社会整合成本愈发高昂，不仅导致决策难度大，更使得执行过程阻力重重。美国面临着因国内政治分化、移民问题带来的人口构成变化、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失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贫富分化而带来政治上的潜在危机，近年来这些矛盾持续加剧。同时，在国内政党纷争以及军工复合体的综合影响下，美国易于导致其夸大战略对手，且在知觉警觉的敏感度问题上阈值降低。目前美国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举措都持高度敏感和竞争心态。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使美国以优势为基础的霸权战略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阻力。

为了确保其战略优势，美国经常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界定过宽，把威胁界定过多、过于严重，在战略上过度扩张都是这个国家非常容易出现的现象。当前，美国综合实力在下降，力量被中俄以及其他地区热点问题所牵制。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力量相对下降，但外部威胁上升，无形对手增多，非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亟需防范地理范围广泛、应对不暇的多元威胁。美国还存在卷入多重战争风险的可能性。美国始终需要解决其战略分散化与集中化的矛盾。

（三）技术领先优势正在不断丧失

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打压和拒绝新技术会导致原有强国的技术优势逐步丧失。历史上，新的科技革命会快速拉大国家间的权力位差，进而催生出一个时代的新强国。但随着新技术在新强国的广泛应用，就会出现与之相伴相生的产业和利益集团。在一种技术产业的后期，面对庞大的前期沉没成本与资源投入，利益集团并不鼓励创新，而更倾向于通过垄断性地位获取稳定收益。为了维护相关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他们甚至会影响国家对新兴科技与产业的战略规划。这就使得世界历史中反复出现曾经国际体系中的先进国家，逐渐被没有前期投入而广泛推广新技术的后发国家超越的情况。

今天的美国作为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受益者，其国内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正在将美国从一个技术产业立国的国家引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这种在先进技术上吃“老本”的方式从根本上导致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逐年减小。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加速出现，一个基础设施逐渐破败的美国——正如其曾经的辉煌——可能因此而面临战略优势的不断流失。与之相对的则是其军事与科技力量一超独霸局面的终结。

为了实现全球主导，打压对手以维持优势成为美国霸权护持的常用手段。然而，在各个领域全方位保持优势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具有极大难度。二战后，美国重视优势战略是因为有三个方面的大战略背景发生了改变：第一，美国本身在战略上的不易受伤害性已经一去不返，超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的问世已使美国遭受重挫；第二，美国在技术、制造和金融方面无可争议的显赫优势慢慢销蚀，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相比，所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已不再明显；第三项改变在很多方面与第二项有关（并且是其反面），那就是自冷战初期以来全球经济甚而战略力量对比业已发生的变化。先前是一种本质上两极的国际体系，已经转变为一个多极体系。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科技与安全问题中的能力与话语权比重正在逐年提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相对优势则呈现出明显式微的现状和趋势。

四、结语

美国战略界从现实主义出发，敌视任何一个可能对其霸权地位产生冲击的新兴国家，不论这个国家是什么社会制度。2008年在美国率先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更加强调和担心美国的竞争机制和发展模式不再具有优势，且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模式的内在运行压力。这使得美国加大了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和全政府的打压力度。美国试图让其他国家永远跟其保持一定“安全距离”，使自身永远保持领先优势，以便能够攻击、压制和剥夺其他国家。美国基于优势的霸权战略并非可以长久持续。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不平衡性始终存在。霸权战略由于其违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必然举步维艰。当霸权国自身内部治理出现问题时，其原有的优势必然会逐步丧失，这不是仅靠对外战略的调整就能挽回的。 （注释略）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