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下的元宇宙：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

资本逻辑下的元宇宙：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

孟茁 胡海波

　　元宇宙（Metaverse）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奇点。愈发先进的数字技术已经深度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并在不经意间形塑着人类当下与未来的生存方式。就元宇宙概念而言，其肇始于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科幻小说《雪崩》中所描绘的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构想。在扎克伯格等人的美好设想下，经由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及其可预见的未来技术的支撑，元宇宙世界将成为连通现实与虚拟的数字平台。人们在这里将突破空间的限制，通过自由化身的虚拟本体登录元宇宙来进行各项社交活动和经济交往。在这一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人的劳动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变革，人类文明将在元宇宙世界以数字化方式被重塑。但问题在于，当扎克伯格们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高度自由的数字乌托邦的同时，是否回避了元宇宙背后所隐藏的资本逻辑呢？因为元宇宙兼具技术基础和经济基础，当其成立时，人类的虚实两重社会都将同资本权力扭结在一起，用户也会将自己的全部托付给资本，资本将完成新的造神运动，成为数字时代的造物主，所有用户的利益都将依附于它，而那时整个社会就会成为资本的人质。于此，我们有必要反思：基于数字虚拟技术的元宇宙构想，会是一道属于人类文明演进的新曙光，还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观坍塌？它所带来的会是自由与解放，还是一种新的奴役与剥削？如此，透视并解构元宇宙的本质就成为本文研究的当务之急。

一、元宇宙：以何种姿态出场

　　2021年，被普遍认为是元宇宙元年。先是游戏公司Roblox的招股说明书上出现了元宇宙概念的身影，而后扎克伯格正式宣布将Facebook改名为Meta以全面布局元宇宙世界；微软则紧随其后在2022年初以687 亿美元收购著名游戏公司——动视暴雪，力图打造一个虚拟办公与娱乐互通的元宇宙平台。一时间，元宇宙概念引爆了资本市场的狂欢与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那么，何为元宇宙？

　　（一）元宇宙构想：有关人类未来的元叙事

　　元宇宙首先是一个构想，一个有关未来人类共同体的想象。维基百科对于元宇宙的定义是：“一个集体虚拟共享空间，由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和物理持久的虚拟空间融合而创造，包括所有虚拟世界、增强现实和互联网的总和。”但学界就元宇宙概念的共识并未达成，因为今天的元宇宙构想之丰富已远超斯蒂芬森的科幻概念，是一个“未设限的概念”。从语义学来看，作为前缀的“meta”表示在某事物之后或之外，具有超越的意思，因而Metaverse 可以直译为“超越现实物理世界的宇宙”。不过，比起元宇宙的语汇定义，把这种超越看作是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或许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元宇宙。元叙事的叙事形式是“大叙事”，是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因而常常是有关“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救”的故事。显然，属于元宇宙的元叙事正是一个有关人类未来的故事，即希望通过打通虚拟与现实的鸿沟而实现宇宙的同一，为实现人类的终极目标提供了一个美好愿景。

　　30年前，《雪崩》创作的时代正是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彼时的人们信心满满，赋予这一新生事物以打破人类社会旧秩序，建立新纪元的使命。正如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那样：数字化世界“将滋养心灵抵御无明；分享繁盛；以合作取代竞争”。在科技乐观主义之下，有关互联网的美好故事层出不穷，数字空间成为那一代人消弭现实恐惧与不安的理想之境。但在今天，万物互联的互联网时代却并没有成为平等、自由、和谐和去中心化的数字乌托邦，反倒是加剧了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关系板结以及贫富差异悬殊的社会问题。因此，对技术的迷恋和愈发焦虑的社会情绪促使人们通过更加频繁的技术迭代寻找新的突破点。而作为这种社会情绪的具象化体现，时代选择了元宇宙。它和更早的互联网“元叙事”有着相同逻辑，并在长久的历史中引导着未来走向。在“更好”“更智能”与“更自由”的象征性意义话语之中，元宇宙布局中的全部行为和整体秩序似乎都得到了终极的正当化。它指向了未来社会的技术叙事，也再度承载了人们关于数字化未来的美好想象。然而，这一表达却隐藏了一种“实际的叙事”，那就是有关收益和财富的商业逻辑，更确切地说是资本在技术进步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二）元宇宙的产生：技术与资本的合谋

　　历史地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作为获得资本增殖新途径与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举措。20 世纪80 年代末，互联网技术走向社会化普及并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工具。互联网的升级与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以银行业为代表的商业领域又需要计算机网络以提升效率。于是，互联网技术的主要服务对象和建设支持就变为了企业与资本。也正是互联网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化所带来的商业增益以及数据本身也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极大商业价值的产品，促使着资本力量加速推进数字化进程。与之相伴，资本利润的另一面则是市场危机。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普及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作为解决经济持续低迷问题的组合拳而出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依托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云计算等各种数字技术再度作为“拯救大兵”而获得飞速发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加速衰退与互联网红利的褪去，特别是现实有效需求的衰退，资本亟需寻找新出路以扭转危局，元宇宙的登场也就显得合情合理。疫情之下，现实中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阻滞，诸多经济、社交与娱乐活动不得不转为线上活动，网络会议、在线教育、流媒体影视作品等层出不穷，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在不断模糊，而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倒逼着更多企业选择虚拟在线化。这一过程直接推动了元宇宙世界的形成，并映射出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所以，一旦我们剥离掉技术进步论的滤镜便立刻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是长期趋势和经济周期性运动的产物，数字技术‘不可遏制地追求的全面性’在今天和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合流”。这种技术与资本之间的耦合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应该说，技术本身的科学化和进步乃是科学与技术演进的内生逻辑，但“历史性‘登场’的资本却出演了‘助产士’或‘催化剂’角色，加快了这一进程”。资本一经降临，便以强大的渗透和整合能力将科学与技术的演进挤出原有的缓慢轨道，推动科技与资本化进程的并轨。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并不直接地创造科学，但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和占有着科学技术。这意味着技术不只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外化延展，而且服务于资本以获得利润增殖的价值目的。当资本为科技的发展提供资金，“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剥削模式、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创造出一种积累资本的新途径”。这样看来，元宇宙的发展逻辑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自近代工业化时代伊始，因机器化大生产的普遍应用而形成的资本增殖需求与技术进步关系的一种延展。

二、数字劳动：元宇宙的资本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本质所在，劳动不只是关涉到人类生存根基，也是人的本质与主体地位的确证。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当我们研究元宇宙世界架构中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时，同样不能绕开劳动问题。那么，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生产劳动在元宇宙世界中将以怎样的形式展开？是否意味着数字劳动改变了劳动的生产本性？又是否意味着对资本逻辑的扬弃？诸多疑问都指向了技术进步叙事背后的劳动真相及隐藏其中的资本逻辑。

　　（一）数字劳动的形式转换与生产性本质

　　当下，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方式逐渐形成。但是围绕数字劳动的概念界定，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借由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率先提出了受众商品理论，揭示出大众媒介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生产工具对受众劳动的剥削事实，“受众劳动”的概念成为数字劳动的雏形。意大利自治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则立足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以及对“机器论片段”的改写，指出数字劳动是一种以非物质性劳动为核心的劳动形式，非物质性劳动构成了解释数字社会的基础。而后，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借用“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指出免费劳动乃是基于互联网“数字经济”而逐渐形成的新型劳动方式。他认为，人们在网络中发布信息、浏览和回复邮件，上传和分享视频等活动都属于“劳动”范畴。因为这些内容为众多的网络平台提供了素材内容，吸引其他用户点击浏览和分享，不断增加网络平台的流量，而作为私人所有的网络平台却并未为用户支付应得的劳动报酬，于是免费劳动成为一种为数据增殖而服务的劳动形式。在免费劳动的基础之上，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则提出了“玩劳动”的概念。他在《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中分析了作为弹性劳动力的游戏用户如何在开放性的游戏设计与改编的过程中，同时作为“玩家”与“劳工”为游戏公司提供盈利的过程。这一机制既是一种娱乐机制，又被纳入到游戏公司的生产体系以获得利润增殖，自然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特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出发，认为在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凡是为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劳动都属于数字劳动范畴，即数字劳动同时包括网络用户的无偿劳动以及传统雇佣下的劳动形式。虽然学者们在如何界定数字劳动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的理论判断都没有离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一般生产劳动的概述，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着强大的批判力。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两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他同时强调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范畴，“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换言之，理解数字劳动的出发点不在于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劳动形式变化，而在于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社会关系的特殊规定性，是否具有为资本增殖而服务的特质。沿此路向，我们结合马克思指出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所构成的劳动过程要素来展开分析。事实上，数字劳动应该具有三种类型。其一，数字技术与传统劳动结合的劳动形式，即数字化劳动。这是以雇佣关系为前提，融合数字技术的物质性生产劳动。以元宇宙为例则主要表现为硬件设备开发维修等工作。其二，以雇佣关系为前提，以知识、信息、思想和情感等数据化存在为劳动对象的非物质性生产劳动，这种劳动以软件开发、系统维护、跟踪用户信息等为主要工作。其三，则是以无雇佣关系为前提，以数字平台用户的在线行为活动为主要形式的主动或被动的数字劳动。主动性是指如用户在网络中上传各种视频影音可以为平台带来流量和收益，但由于无雇佣关系，故而是一种无偿劳动；被动性则是指用户的网络在线活动会产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一经收集、分析和利用则能够被企业平台加以利用，进而达到精准投放广告和个性化服务以获得收益。从以上分析来看，数字劳动的要素之间纷繁错杂，相较于传统劳动确乎有了新的变化。但就劳动的生产性而言，数字时代下的数字劳动并没有脱离生产性劳动的范畴。因为就物质性的数字化劳动与非物质性的数字化劳动而言，它们是与企业资本形成了一种雇佣制关系，“他们的劳动参与到整个生产过程之中与处于生产体系中的其他工人共同进行价值创造，由此，不能说数字劳动不具备社会关系的特殊规定性”。而就主动性生产的用户和雇佣劳动者而言，虽然两者的主体性有所差异，但是都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都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体力与脑力的过程并产出数据产品，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结合。具体劳动通过与其他生产资料结合以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最为特殊的用户被动性生产，虽然与上述情况都有所不同，但能够直接作为数据产品加以利用，进而成为潜在的商品。

　　由此来看，数字生产并没有根本地改变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关系，生产劳动仍然是价值的源泉。是以，我们要继续追问的便是数字劳动何以推动资本逻辑在元宇宙布局中的加速生成。

　　（二）数据商品化向数字资本的逻辑进阶

　　数据化与商品化的结合是数字时代下资本生成逻辑的关键环节。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活动都会产生活动痕迹，它反映着我们的生存状态、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在数字时代之前，我们也会产生各种活动痕迹，但只是以相对零散和孤立的形式而存在，这种隐形的力量还不足以成为一种社会支配性框架。而现在“一切皆可数字化定义，一切皆可数字化驱动，一切皆可数字化连接，一切皆可数字化呈现，一切皆可数字化融合，数字技术将实现从技术主义向新技术主义的最关键跳跃。新技术主义不只是一种技术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真正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建构起来的数字化存在方式，只有在数字技术的坐标轴上，以身体为核心的生产叙事和生活叙事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元宇宙作为数字技术的集大成者，无疑是放大了这种趋势，将数据化、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引入生活的不同角落。尤其是在扎克伯格们的美好构想中，遵循去中心化底层逻辑的元宇宙乃是一个能够容纳所有用户的实时交互系统，用户能够在其中感受到沉浸式的物理体验并与现实社会实现经济、生活的互通。这意味着我们在元宇宙中将会以一种极致的数据形式而存在。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入口，“商品既是进入交换过程时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又代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数字化的当下，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求数据能够成为商品，但是并非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被称之为商品，只有包含价值和使用价值两重属性，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并用以交换的数据产品才能够作为数据商品。因此，数据从生产到消费，从产品化到商品化的过渡过程在数字资本生成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如前所述，不论是雇佣劳动下的数字劳动还是数字平台用户主动创作产生的数据都有赖于人自身的体脑能力的消耗，因此是典型的劳动产品，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而用户被动产出的数据虽然不直接具有价值属性，但在经过其他雇佣劳动者的加工、分析和整理后就具有了商品属性，同样成为数据商品。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世界中的用户数据最终都会成为被用于获取利润的有效数据，即数据的商品化。

　　“资本家以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形式获取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本质上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即无酬劳动。因此，剩余价值就是劳动者在无酬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其实质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在元宇宙这一数据帝国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用户无偿的数据生产。这些海量数据实时更新并且被平台以极其隐蔽的形式捕捉，再经过分析和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具有“有用的”数据。这意味着人的整个生存世界就成为围绕数据生产、数据交换和数据消费的数据化存在，而“企业建立在数字劳工无偿劳动基础上的对原始数据的私人占有成为了数据商品化的催化剂，这是一个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为资本家们获取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多‘好用’的途径”。一如用户在Roblox 的游戏元宇宙中以“打金”的形式出卖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为游戏平台积累数据信息，甚至是不自觉地在Facebook的社交元宇宙中通过点赞和转发成为免费的数据流量搬运工。显然，资本在实现累积的同时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完成了资本剥削。

　　（三）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作为技术背后推手的资本已然渡过了工业化与金融化的形态，借由数字技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正如维克托·迈尔所指认的那样：“我们的经济将从金融资本主义转向数据资本主义。”或者我们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然而不论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还是数字资本，始终不变的是对某种资源的占据，从而使其在任何一个时期都能获得优势和主动权。产业资本时代，资本家通过占有货币、厂房机器等生产工具作为资本，表现为一种实物性的资源掌控；金融资本时代，银行作为借贷关系平台掌控资金的流动与支配，表现为一种货币性的资源掌控；而就数字资本主义而言，它是“以数据、平台、资本为关键要素融合而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新样态”。数据作为核心资源，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普照之光”。

　　当下，我们仍可以发现产业劳动在元宇宙世界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只要人类还是以生命体的形式存在，就永远离不开实体性的物质生产，不仅离不开物质生产，而且这些产业劳动必定是作为全部经济学事实存在的根基”。当然，我们也不否认金融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也的确在诸多方面消除了以往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病。数字资本依托数字平台和数字网络以数据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产盲目性，降低了金融投资的风险性。而这源自于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化生存模式的持续演进，元宇宙世界的搭建无非是放大了这种数字化境遇。

　　从表面上看，资本争先恐后地进入这场元宇宙杀局只是资本之间的角力，与普通用户并不直接相关，用户享受的只是元宇宙所带来的便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元宇宙这个数字地盘上，用户的依赖度与沉浸度越深就意味着暴露越多的数据，更多的数据也就意味着元宇宙世界可以更为精准地将用户以标签化而掌控。我们不否认元宇宙在未来生产和生活中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它带来更多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必将带来更多的数据监控。通过智能穿戴设备、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的身体、情绪乃至思想都将暴露无疑，进而产生更加赤裸的生命宰制，即阿甘本所指认的那种“赤裸生命”。当生命远离并逐渐丧失其所拥有的丰富且异质性的生命形式时，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被抹去，进而呈现为一种数据状态下的生物性主体，这恰恰符合了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那种“开心地活着”的政治驯服。当我们成为一种被非我操纵的生命，在面对资本的力量时也就不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此，我们仍需聚焦于数字资本的剥削机制，阐明资本何以在元宇宙世界真实地掌控一切。

三、自由还是规训：元宇宙的资本剥削逻辑解析

　　元宇宙世界中的数字劳动以形式自由的可能性释放出一种虚假信号，其背后隐藏着数字资本逻辑对数字用户支配的现实性回归。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未来，不论元宇宙以何种技术人性化地显示出劳动自由的可能，却并不能改变数字劳动服务于资本积累以增加剩余价值的事实。面对数字劳动者逐渐沦为“数据佃农”的状态，反思数字资本何以将用户引诱进数字技术搭建的虚拟空间，揭示资本对劳动对象的剥削泛化、剥削形式的隐蔽化以及剥削场域的多元化，剖析清楚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异化是极为必要的。

　　（一）数字圈地运动：平台化的数据垄断

　　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其著作《平台资本主义》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平台资本主义，并指出数字平台已经成为诸多企业建构以数据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平台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庞大的用户群，可以进入生活各个领域，并对其形态和规则进行改写甚至颠覆。只不过，“平台资本主义基于信息技术，将经济的支配移植成劳动的‘请求’，将生产者的出卖转换成劳动者的‘选择’，这一方面迎合了资本去政治化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则隐蔽化了资本剥削的过程”。

　　首先，数字平台有着利维坦般的触手，不断地介入社会各领域并将它们纳入到自身的增殖体系当中。当下，元宇宙作为互联网的升级版，其建构方向就是一个包括一切人类活动的数字平台，其视野和功能都将超越当前的数字平台以成为一个“平台的平台”，有关生产、金融、消费的物质平台与娱乐的虚拟平台都将融入元宇宙平台，以最大程度强化数据捕捉机制。可以说，“元宇宙发明的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个技术+的无限开放平台，任何可兼容的新技术都可以添加到元宇宙。”随着技术融合创新，更多用户将被吸引并加入其中。因为“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对其他人而言就越有价值。”更多的忠实用户吸引更多新用户，这意味着谁掌握了平台，谁就自然地具有了对用户数据的垄断性优势。在完成这种垄断性的数字圈地运动之后，平台就可以以数字化的封建领主自居，即通过向用户提供“数字土地”以收取“数字地租”，并实现对数据占有的盈利化。所以，不论是开放式的搜索引擎、社交系统还是共享经济模式的提出，只要当我们以非雇佣的用户形式登录平台，其自身生产的原始数据痕迹就会被平台收集和无偿占有。而当我们以数字劳工的雇佣形式登录平台时，不过是替平台打工以加工冰冷的数据信息，将自身的劳动力交给了资本家。如此看来，无论是Facebook、Roblox 还是微软和腾讯，这些布局元宇宙的急先锋在抢先吸纳用户从而抢占先机以获得更高收益的同时，却回避了元宇宙布局背后的资本逻辑，那个将权力赋予领主化、多元化和日常化的数字平台的真正主人。

　　其次，当平台资本主义在完成数据垄断之后，对核心算法的掌握则是权力的直接体现。在2020 年圣丹斯电影节上映的纪录片《编码歧视》中，导演沙里尼·坎塔亚（Shalini Kantayya）就与算法正义联盟（Algorithmic Justice League）创始人乔伊·布兰维尼（Joy Buolamwini）探讨了关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被不同平台用以评估个体价值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发现了有关算法的隐藏权力。比如，布兰维尼就找到了面部识别和人工智能系统中存在着对有色人种歧视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同种族监控、优生学等黑暗的历史实践相关。在性别问题上，亚马逊公司在筛选简历时使用算法造成女性歧视，而部分银行利用算法来统计用户的信用值，在信贷等金融服务中也存在女性歧视。尤其是在此前的Facebook 泄密事件中，人们惊恐地发现大数据的握有者已经通过收集用户言论以及信息推送左右用户的政治倾向并由此影响国家的政治走向。2021 年10 月，Facebook 前员工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更是举证Facebook 将股东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以“为股东提供最大财务回报”为核心要求。扎克伯格通过建立秘密的后台系统，对不同的用户采用不同审核标准，以此达到分配用户话语权的目的，并控制用户的影响力，看似是社交平台的Facebook已然成为了一个搜集、分析和掌握人类行为的中心。显然，作为数据流的我们在与掌握算法的平台的关系中沦为了主奴关系中的后者，而在更深处数字平台也是资本这个上帝的奴仆。

　　最终，曾经属于资本支配社会的权力遁入了数据的隐性网络，传统的垄断模式被取代，“产生了‘几乎没有资产的形式来产生利润’的增殖模式，既呈现出‘可被剥削的工人与低利率世界的大量剩余资本交织在一起的’怪象，又表现出一种不剥削工人而实现了平台繁荣与资本涌现的假象”。事实上，数字平台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只是意味着资本运行模式的改变，而绝非资本增殖与剥削本性的改变。资本统摄下的数字平台与算法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相反，要么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要么是为了实现增殖。“‘服务就是力量’。元宇宙是互联网世界的升级版，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包、几乎无所不能的服务平台，这个平台的功能如此大全以至于成为一个‘世界’，因此元宇宙必定是资本的新机会，金融资本大概率会垄断几乎一切服务而证明‘服务就是力量’，并通过虚在世界控制实在世界，以中介垄断来控制用户终端，使服务系统成为控制一切人的技术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判断从来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个数字化的伪装外衣罢了。

　　（二）“自由化”劳动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被侵占

　　正如约翰·穆勒所质疑的那样：“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技术进步与人类自由的关系问题总是引人深思。而马克思也早已给出了答案：“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如果说数字技术的革新本意在于将人们从恶劣的劳动环境、繁杂的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那么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则非但没有使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空闲和自由，反倒是以隐蔽的方式延长了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加剧了劳动强度。

　　首先，数字化的持续推进加强了个体之间的联系，而固定资本的特性逐渐趋于去组织化、去地域化，这也就意味着数字资本操控表现为一种劳动时空的自由化。马克思曾指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早期的资本主义劳动通过空间的布局与调控将封建时代的分散化手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以空间化取代旧日劳作的时间化来赢得更高的效益。而现在，元宇宙世界则打破了空间限制，所建构的虚拟数字世界体系可以利用高速、即时的信息传输抵消资本流通的时间成本，将传统行业的物质生产与信息服务业等非物质性生产以时空压缩的数字化方式联结起来。通过数字智能化设备登录元宇宙世界，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用户也可以随时随地将自身劳动与资源整合为具有开放性、共享性、增殖性等特点的数据存在，进而使任何登录元宇宙的用户都可能成为劳动者，任何的数字设备也都可以成为劳动工具，任何地点更是可以经由沉浸式的虚拟技术而成为熟悉的工作环境。而这种开放式的劳动空间和方便的互操作性也意味着更高效的劳动产出。这就模糊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界限，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之下的稳定劳资关系，以高度弹性化和灵活化的方式将雇佣范围扩展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成为被吸纳其中的数字劳工。

　　其次，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侵入了个人的社会生活领域。换言之，元宇宙世界中的数字劳动呈现为劳动过程的生活化。以往，生产与生活保持着相对的分离，恶劣环境和高强度劳动使得人们自然地排斥那种令人生厌和倍感折磨的异化劳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而未来的数字技术引擎使得劳动环境变得相对舒适和惬意，并且劳动过程不再是持续的高强度，而是碎片化的工作模式。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劳动过程中的幸福感。扎克伯格将这一改变称之为“无限办公室”概念，即通过元宇宙世界中的虚拟技术，实现工作环境的个性化和工作节奏的自由化，以此提升个人工作的专注时间和生产力。不仅如此，消费和娱乐也将会成为数字劳动的新形式。不论是在线购物、社交还是游戏，只要元宇宙用户生产和创造的数据信息具有使用价值，那么这种无形的数字劳动就一刻也不会停止，并且要让用户对这种玩乐性劳动乐此不疲，毫无觉察。

　　最后，劳动时空的限制将被打破，劳动、娱乐与休闲的时间界限不断消解与模糊，我们的生活本身也变成了生产活动。以往我们通过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来区分劳动者为满足自身生活以及为资本家被迫劳动的差别，但元宇宙所导向的生活世界的生产化，意味着数字资本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支持打造更为“贴心”的劳动幻象，模糊劳动时空概念将剥削隐形化，使得劳动者除却睡眠时间无时无刻不为资本服务，甚至是劳动者自愿压缩睡眠时间，在超额的劳动与无尽的娱乐中为资本掌控，其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都将被剥削。

　　总的来说，比起前资本主义时代严苛的人身依附，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劳动有了一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选择在哪里出卖劳动力，是否出卖劳动力的权力却并不属于自身。因为这种劳动力交换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失去生存资料的事实决定了工人不得不出卖仅剩的劳动力以维持生计，事实上的不平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未发生改变。“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数字资本所映射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资本操控数字劳动与垄断数字财富的过程中显现出来。作为数字资本的一场盛宴，元宇宙将虚拟带入现实，并用新的形式自由假象来遮蔽数字劳动的生命不自由，而这正是元宇宙世界中的资本剥削真相。

　　（三）资本剥削下的数字生命异化

　　当剖析清楚了元宇宙如何以平台化的方式垄断数据和算法，如何巧借“自由”和“轻松”之名目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意愿，如何模糊劳动与生活界限以谋取剩余价值之后，我们需要回到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视角，反思资本剥削下人的数字生命异化状态以及为何无法逃出资本剥削的牢笼。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有关于人的异化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由于工人繁重的生产性劳动不过为其自身的对立物——资本而服务，因而工人并不能在生产性劳动中获得自我确证，而只是在资本权力的操控下与自由自觉的人类本质相背离。马克思也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以文明进步为名，当数字时代的人们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数字技术和虚拟空间，也就为自身编织了一张满是异质性力量的数字之网。因为只要存在着“商品的‘交换法则’与数据私有化及其价值增殖的资本的‘生产逻辑’，那么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会形成更大的、更隐蔽的‘社会权力’，必然会带来对数字劳动者更深层面的规制与异化”。

　　当我们登录数字平台时，通常都需要与之签订开放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协议以获得平台使用权，这意味着数据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属于数字平台，也意味着生产者从一开始就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而生产出的数据商品又会被企业平台据为己有，通过转卖交易获得增益。因而，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也就从属于资本家而非自己。“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当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越大，也就意味着数字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产品相异化的程度越深。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移动设备作为劳动工具本应是为劳动主体所操控。但随着诸如电脑、手机等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导致了劳动主体对工具的极度依赖，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劳动群体的“去技能化”。譬如在短视频制作过程中，劳动者只需要将拍摄好的视频放入系统预设好的模板中就能自动生成一部作品，这既降低了劳动的技术难度，也提高了视频创作的效率性，进而吸引更多人加入这种模式展开劳动创作。但是这种模板化的劳动也降低了劳动本身的创造性，复杂的“创造性”被简单的“操作性”能力替代，人逐渐成为被智能化劳动工具控制的对象。也正是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和傻瓜式操作，就能够将一切“活”的生命变成产业后备大军，甚至是儿童和老人这些补充性的劳动力也可以成为非雇佣性的数字劳动者，进而呈现为一种技术操纵人的异化状态。与此同时，相比于机器大工业时代，数字劳动不再局限在厂房和车间。这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异化状态并不会随着机器轰鸣的结束而终止，而是一并延伸到了数字化的日常生活，使得“从生产环节中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拓展为生命存在的一切要素成为数字智能的一部分”。换言之，劳动者同时处在一种“他者”的剥削和“自我”剥削的异化状态。特别是劳动者处于非雇佣状态时，数字资本也会通过娱乐和消费中的瘾性机制和奖励机制使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进而保持一种“在线”状态，倒逼劳动者自愿地消耗时间、注意力以及财富。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长久以来的驯化术就是虚拟出一个美好生活的具象投影，将人之为人的生命精神异化为本能和欲望的物质刺激，特别是“当文字、图像和光影等早期文化工业载体被各种现代信息介质所替代，个体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自媒体时代的参与者，基于阶级社会现实的虚拟快感发展为直击感官的虚假快感”。一旦陷入其中，人们往往难以觉察真实世界为某种优于现实的影像化赝品所替代，也就自然地丧失了对现实处境的判断与反思能力。

　　如此，我们可以发现数字劳动者在与劳动资料、劳动产品、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相异化的同时，也就呈现为自我生命的异化。人越是与数字世界相异化，也就越是依赖于资本控制。当一切行为方式都被数据操控，当创造性被智能技术的操作性消磨殆尽，当所有人都可以作为数字劳工为资本服务时，数字社会中的“内卷”现象就必然会出现，而我们也变成了宁愿被剥削也不希望失去被剥削机会的数字无产者。如此，维持劳动者的生命异化状态对于资本家而言也就有了不可抗拒的理由和动力，那么打造一个完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甚至是颠覆国家权力与制度也从根本上符合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

四、元宇宙的未来逻辑与可能的出路

　　我们真的需要元宇宙吗？应该说，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技术改善生活，帮助我们走向文明与幸福的元宇宙。但问题是作为新世代的源代码，元宇宙世界在不断升级的技术支撑以及自由平等的价值“外衣”下，正在通过数字资本与政治权力结盟的方式重启旧日的乌托邦构想。只不过，这样的数字乌托邦将会是属于我们的“异托邦”。面对从不懂得自律的资本，面对资本全面掌控生命过程和社会关系的权力野心，我们就必须穿越数字资本在元宇宙世界中布下的迷雾以寻得与之博弈的机会。

　　（一）元宇宙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权力诉求

　　对于元宇宙而言，当资本以数字权力的形式占有数字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产品时，也就具备了影响世界的能力。而当资本不再满足于商业领域的掌控权时，就会向更广阔的政治领域延伸。“公司胜于国家”，这是Facebook早年间的一句著名口号，而今天这句口号正在变成现实。对于那些坐拥数十亿的庞大用户群的互联网巨头而言，技术层面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真正的障碍在于对现实国家权力的冲击。它们在扩张公司规模的同时，也正通过元宇宙数字帝国的构建来重塑世界的权力格局。

　　《大西洋月刊》的执行主编阿德里安娜·拉弗朗斯（Adrienne LaFrance）曾撰文指出，以Facebook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正在打造自己的元宇宙帝国，并实际地展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在她看来，物理意义上的土地在元宇宙世界中不再重要，用户取代了人民，数字货币取代了由国家主权背书的货币。管理权限用户等级的平台治理规则以及建立类似立法机关的下属机构的尝试都表明，一个不同于传统国家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正在兴起。不仅如此，由于数字用户对彼此间的聚合已经产生了明确认同，培养作为共同体的想象也就成为可能。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一个人们自发的、由下而上凝聚而成的共同体，正是形成民族和国家的关键所在。如今，数字平台以及用户聚合而来的共同想象已经成为了扎克伯格们的政治权力源泉，它们丝毫不掩饰对于权力的觊觎，尤其是政治权力，诸如干预民主、破坏选举等一系列的政治黑历史都表明了它们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当扎克伯格们时常用“社交联系是一项人权”或者“政治广告是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类的口号来标榜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时，其目的不过是将追求利润的行为伪装起来，并实现对用户的政治化操纵罢了。因此，与现实结合的元宇宙绝不单单是科技的堆积，也意味着新世界秩序的厘定。作为新世界与新秩序制定者的互联网巨头，它们的实现路径将指向两个方向：其一，与资本主义国家合谋，成为极权国家机器；其二，超越传统的国家制度，新王登基。

　　资本是狡猾的。就目前来看，数字资本想要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束缚的时机还未到，更可能的是寻求与政治权力的融合。无论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还是边沁所提出的全景式“圆形监狱”隐喻，统治阶级一直都将监控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和权力的体现。伴随数字化生存方式的成型，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被资本主义政权与互联网企业监控已经成为事实，“其外观虽然是政治性的——对个人的数字轨迹的监视、搜集和评估，但同时也为生产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大数据分析提供‘原料’，并最终服务于技术垄断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目的”。作为数字资本与政治掌控相结合的监控资本主义体系，一面将权力的罩子紧紧地扣在人民之上，一面又将技术垄断绑在国家霸权之上，不断发起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挑战，走向了一种数字资本同帝国主义的结盟——数字帝国主义。就20 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概念而言，它不再强调传统的殖民扩张，而是“已经从地理学意义上的显性广度空间扩张转向了文明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隐性空间扩张，并最终打造出资本力量操控一切、人们普遍认同的全球控制社会”。换言之，资本秩序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全球秩序建构正在超越地缘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的秩序形式。数字帝国主义没有改变资本逻辑在秩序建构中的核心地位，而是改变了资本秩序建构的方式。凭借其所掌握数字技术的先发优势，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数字网络、智能设备终端以及数字平台等进行广泛的价值观念输出和数字化生活方式推行，以渗透和颠覆敌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建构起一个数字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

　　当然，资本更是无情的。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中，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其始终都妄图寻求一种能够满足自由扩张的社会组织形式。以自由为名，资本主义一路将封建旧势力横扫，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形式。而一旦资本发现可以绕开国家政府，找到更利于自由扩张的途径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践踏和抛弃当下的国家组织形式。如今，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去中心化虚拟空间的开辟提供了可能，经济文化系统正在被移植到元宇宙世界当中，成为独立于现实国家的社会系统。这也正是拉弗朗斯警示元宇宙发展会威胁国家权力的原因所在。斯蒂芬森在小说《钻石时代》就描绘出了由公司取代国家的赛博末世景象：私人企业家和组织成为了权力的绝对掌握者，瓜分了大部分的国家土地，建立了强大的个人领地，国家安全也是全权交付给雇佣军队，政府不过是处理日常繁琐工作罢了。显然，斯蒂芬森所描绘的正是数字资本发展的极致呈现，当数字资本操控政府，政府作为数字资本的附庸接受监管，其“守夜人”的身份也被剥夺。我们当然不希望斯蒂芬森的小说变成现实，但元宇宙的去中心化将会导向唯一的中心，那就是更好地实现资本的野蛮生长。

　　这样看来，无论元宇宙的未来是走向与资本主义政府结合的极权统治，还是走向反对国家政权的又一次“光荣革命”，都将是属于资本的乌托邦以及属于我们的数字牢笼。曾经，移动互联网的愿景是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现在，元宇宙要做的却是控制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主宰未来中的你我命运。当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我们是否还有机会让元宇宙世界变得至少无害？

　　（二）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公共性的元宇宙世界

　　有关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的讨论，实际地构成了有关反思元宇宙建构的立论支点。当我们面对元宇宙这一虚拟世界时，选择逃离数字化生存显然已经不太可能，通过技术加速的方式也不过是加剧人的数字异化。因为从现实性活动向虚拟化生活的巨大转变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积累与劳动剥削的本质性关系。于此，唯有扬弃和超越数字资本逻辑，恢复数字主体的理性回归，元宇宙世界中的自由与解放才有了可能。

　　首先，引导和强化元宇宙作为数字平台与数据应用的公共属性。凯尔纳指出：“技术均可以用来作为统治或是解放的工具，操纵社会或是启蒙社会的工具，这取决于现在与将来的文化的创造者和行动主义的知识分子怎样定夺运用和开发新技术以及新技术将为谁的利益而服务。”元宇宙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数据流并最终汇成一个自由、平等和共享的开源系统，然而这些用户数据却被平台巨头或明或暗地垄断并加以牟利，以此反制用户。面对这一现实，国家与政府需要从法律层面对元宇宙当中的用户数据本身予以确权，特别是对关涉公共利益的数字资源加以掌控，积极构建一种数据公有化和数字共享的所有权制度。从而将元宇宙世界建基于公共性之上，以保证数字劳动公有化、数字平台公共化和一般数据共享化。即元宇宙属于人民。

　　其次，确立合理的资本观念以防止资本依托元宇宙的无序扩张。数字资本会本能地依靠垄断数据所有权来管控生命个体，造成生命的赤裸与异化状态，但智能化、高效化、协调化的数字技术依托元宇宙这一架构同样能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可能。特别是对于正在不断推进数字化升级过程中的中国而言，既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更要借助资本在推进元宇宙建构中的文明一面，使之服务于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而在构筑数字安全屏障的前提下激活数字经济活力，构建出数字文明服务于民的新格局。

　　最后，以“共建共享共治”理念规范引导和构建积极有序的元宇宙数字化生存边界。由于数据自身并不能轻易突破资本关系的控制，因而数据用户的主体意识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更广泛、更公开的协同共享，才能打破由大数据公司来垄断数据网络的既定事实，将这种数据网络还给真正参与到数字化实践中的互联的个体”。我们需要以主人的身份在元宇宙世界中重新占有和运用数据，对抗数据监控与生命的拆解，使数字化劳动摆脱资本强迫下的“惬意”劳动，实现真正的自主性劳动与理性消费，将元宇宙真正地建构为“个人所有制”的数字空间，并最终结成符合人类生命本真的数字化共同体。总而言之，在元宇宙世界加速生成的当下，只有将数字技术与人的自由和发展这一真正的历史目的联系起来，彻底将数字劳动引向关乎人民福祉的道路上，使数字消费朝着符合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自由的方向转变，元宇宙世界的建构才是一个具有真实意义的数字世界。

结语

　　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总是保有对美好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但真正的乌托邦既不是现实的延伸，也不是现实的纯粹彼岸，而应该存在于现实与幻想的张力之中。就事实来看，元宇宙的出现并不会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状态，反倒是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数字形式展开对劳动者的剥削，而建构属于全人类的乌托邦世界的美好叙事也不过是遮盖资本逻辑的“画皮”。当然，我们不必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沼之中，而应该正视元宇宙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知识的爆炸式增长，并引导和规范数字资本在元宇宙世界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惟此，人们所得到的就不只是冰冷的数据，而是美好的数字新世界。

　　（作者简介：孟茁，东北师范大学必威，博士研究生；胡海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求是学刊》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