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论新阶段》等经典著述就能发现，这些著作不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指导，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本文聚焦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典著述，重点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话语原创，努力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强调要将“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理解，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务实”思想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主动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务实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相结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主要有如下含义：第一，严谨治学的态度。中国古代有注释经学的治学方法，实事求是做学问意味着要认真、细致考察文献、经书等。第二，敢于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内圣外王”，强调修身、担责、作贡献，实际上就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生活、社会等，主动担当与作为。第三，求实求变的反迷信思想。实事求是要求科学把握事物实质，积极变革现实等，墨子“三表法”、子产“天道远，人道弥”、韩非“参验”等都是实事求是的原初表达。毛泽东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要求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深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从1938年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到党的七大正式确定“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他34次使用这一概念。首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报告会上对实事求是做了新解释：“实事”即我们要深入理解现实、把握现实；“是”即事物内部的联系，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求”就是研究，即通过人的能动性开展实践、调研、探索等，主动把实事求是发展成为主观符合客观的能动过程，有极强的创新意义。其次，毛泽东使实事求是真正回到中国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多指真实史料，毛泽东的“实事”则更多地指客观情况、客观需要、客观表现等，是中国国情、中国现实、中国形势的宏观判断与表达，突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内容。另外，毛泽东讲究“求”，意味着我们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实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与把握。最后，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具有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强调“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使“实事求是”成为人们善于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到问题、找准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延安时期经过革命实践磨炼，尤其是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实事求是”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讲到“学术方面，主张澈底研究”，强调要实事求是做学问。延安时期，毛泽东重视实际考察，强调调研，注重培养党员干部调查研究的习惯；积极推崇实事求是的党风、文风、学风；提倡言之有物，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等，这与马克思强调“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一脉相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性表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人的优良学风和深入实际、注重现实、提倡进步等思想，融会贯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再现光芒；实事求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真正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形象表达，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主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实事求是思想表达的标志性著作《实践论》《矛盾论》。
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思想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虽然已经涉及认识论，但道德外衣模糊了其哲学意义。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主动赋予知行关系普遍的认识论意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毛泽东对“知行关系”做了辩证唯物主义改造，将“知行关系”解释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动把“知”和“行”从传统道德中解放出来，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从而使“行”成为实实在在的人类实践活动。其次，毛泽东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把“知行”关系置于唯物主义认识论范围内进行论述，指出“行”就是实践，“知”就是理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形式，“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主动赋予“知”“行”以能动性，强调“心之官则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使“知”“行”关系变成人们实事求是认识事物的过程。最后，毛泽东根据实事求是原则科学概括出实践的三种形式，“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并第一次把“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确定为实践的基本形式，强调理论是实践发展的结果，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有力量发展，“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毛泽东对知行关系的科学阐释，使实事求是有了唯物主义哲学根基。
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矛盾分析法的过程，毛泽东深刻理解对立统一规律，主动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上升到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高度，“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指出矛盾规律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毛泽东还详细分析了矛盾特殊性和矛盾普遍性以及二者的关系。矛盾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是事物的常态，必须科学认识矛盾，正确看待矛盾，用矛盾眼光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必须分层、分类、分范围研究矛盾，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具体研究客观实际情况。另外，毛泽东指出矛盾分析法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矛盾是现实世界的普遍存在，人的活动就是不断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实事求是地分析矛盾，科学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和特点，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认识中国革命，《实践论》通过分析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得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人类认识规律，并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基础、动力、方式等，才能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真正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矛盾论》继续指出：“这是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明确提出我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我们必须学会使用这种方法。另外，毛泽东还用大量篇幅分析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克服教条主义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革命行动、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就是不断坚持、贯彻与执行实事求是思想的过程，逐步使党员干部真正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社会调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讲究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的重要方式。1839年，恩格斯就写出第一份调研报告《乌培河谷的来信》，公开抨击了宗教的伪善和先定学说的荒谬，社会反响很大。马克思深知调查研究的伟大意义，积极利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国际通讯充分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我们在运用《共产党宣言》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主动将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调查研究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每是问”精神结合起来，真正注意“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注重游学考察，参加革命后他积极开展长沙、湘潭等调查，后来又进行了湖南考察、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为延安时期实事求是思想的提出奠定重要实践基础。
“每事问”是中国式调查研究的形象表达。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更是深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杰出代表。为说明“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引用孔夫子话语“每事问”、中国俗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类的普遍经验“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等，启发人们要深刻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价值。“每事问”出自《论语·八佾》，讲到“子入太庙，每事问”，记载孔子到太庙参加鲁国国君祭祖的典礼，一进太庙，就问这问那，几乎问每一件事，后来指遇事多做了解、多向人请教，实际上是中国式调查研究的话语表达。“每事问”是一种做事态度，更是一种工作方法。青年毛泽东游学考察，提倡“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1919年他组织成立“问题研究会”，要求“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1920年他致信周世钊，“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领导红四军时，毛泽东积极提倡调查研究，主动将调查研究写入党的决议。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调查研究逐步成为延安时期全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党中央专门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科室，具体领导全党调研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毛泽东不断掀起全党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延安时期组成两大调查研究团：一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团，调查对象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特区，写出一系列调查报告如《米东农业生产一般情况》《印斗九保调查统计》等；二是延安农村调查团，重点调查米脂杨家沟，写出《米脂杨家沟调查》等。此外，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妇女生活调查团、战地考察团等，他通过这些手段推动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总是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延安时期，他提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关键一环”，积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逐步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价值。延安时期，党中央还出版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的文件、书籍、文章等，如《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农村调查〉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出发归来记》、政治课本《调查研究》等，较为详细介绍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总之，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活动，全党充分认识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真正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做到从中国实践出发探寻中国道路。
二、掌握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是“结合”的结果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底色。马克思早在1839年就提到“人民性”；1842年还讲到出版物的“人民性”。延安时期，毛泽东立足唯物史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敬天保民”“王道”“德治”“民以食为天”等民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一）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与“民本”思想相结合的典范
孟子讲“民贵君轻”，提醒统治者重视群众的作用，这与恩格斯讲到的“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有一定相似性，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贵君轻”仅是统治策略，毛泽东对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是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创新性发展。恩格斯概括唯物史观：“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这与“民本”思想有一定相通性，但“民本”思想有明显的阶级性。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深刻反思“民以食为天”“民贵君轻”等，形成群众路线的创新性表达：首先指出“民”是政治历史概念的基本成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奋斗终生，为此毛泽东主动把人民群众看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注重给予选举权、被选举权等，要求党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其次，毛泽东把“畏民”观升华为“爱民”观，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突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君”为中心的民本观，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尊严和利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以往统治者“‘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最后，毛泽东以“爱民”为前提和中介，把“听政于民”提炼为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是科学性和主动性的有机统一，既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群众观点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说明。群众观点是一种政治立场。1929年毛泽东就指出：“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群众观点，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真正从群众利益出发，胸怀“满腔热情”，敢于“当小学生”，敢于放下“臭架子”，真正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真正向群众学习。群众观点是一种思维方式。毛泽东强调：“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1943年，毛泽东发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要求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从群众出发。正如他举例，部队中，领导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里，领导要替大厨房、杂务人员着想，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群众观点是一种工作方法。毛泽东分析，“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概言之，群众观点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只有主动与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积极教育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才能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二）群众路线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而提出的工作路线
延安时期，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主动改造“民心”“民本”“顺民”等思想，提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把党的群众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结合，科学概括出中国共产党基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毛泽东从小生活在农村，对群众路线有深刻理解。第一，坚持群众路线就意味着找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主体“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为此，毛泽东积极提倡深入群众、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提出“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第二，坚持群众路线就是把握中国革命实质。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群众战争，因此，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就是中国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发挥群众作用，才有可能胜利。第三，坚持群众路线就是顺应最大多数人的意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顺民心”“民为贵”等，都没有真正使人民群众确立历史主体地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讲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真正找到中国社会进步，真正实现调动群众积极性、集中群众智慧的科学方法。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路线，具有丰富内涵。首先，群众路线充分肯定民众的基本权利。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这要求我们必须将“捉兵法”“买兵法”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民众达成一片”。其次，群众路线肯定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详细分析日本是强国，但是是小国，民众不足，不足以全面占领中国，因此他认为只要中国兵民团结、同心同德，就能取得胜利。毛泽东1939年高度评价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1940年他提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941年讲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945年总结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最后，群众路线指出领导干部干工作的过程就是动员群众的过程。毛泽东曾指出群众路线不能贯彻，原因“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1948年毛泽东更强调，“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意味着群众路线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积极走入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干好工作，即使遇到最艰难的工作也只有通过群众路线才能解决。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过程中非常重视保障工人利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找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方法。第一，坚信党与群众相结合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真正注重“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第二，形成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机制。毛泽东要求干部必须注重倾听群众声音、接受群众监督、虚心听群众批评，真正和群众结合起来。他主动把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认识—实践”的基本原理同群众结合起来，既实现“民本”思想的时代化、现代化，又形成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三，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具体贯彻与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员提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其基本要求，因此毛泽东注重“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主张真正做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中华民族具有“万物皆备于我”“为仁由己”“自作主宰”“依自不依他”等民族气节，但近代不幸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拯救民族于危亡，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自给自足”“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等优秀品格结合起来，重新确立起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基本原则。
（一）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自给自足”思想融合的结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究“自给自足”，强调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一般仅针对内部，格局较小、视野狭窄，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给自足”，“自”是“自己”，“给”是“供给”，“足”是“满足”，强调靠己不靠他，“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剥削农民劳动产品为自己享用，是典型的封建经济形式、自我中心主义者，强调自己管理自己，有鲜明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及一定的排外性。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就使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成功避免了“小圈子思维”蔓延。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给自足”思想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体现。中华民族虽然始终坚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把生存基本点放在自己身上，注重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具有唯物主义特质，但缺乏能动性、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后，中华民族自强、自主、独立等思想和特质就焕发出新的生机。
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点。马克思要求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高度重视民族独立，多次以“自给自足”“自己动手”等话语强调我们在革命年代必须注重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首先，毛泽东高度肯定“自给自足”的重大意义，强调我们只有能独立解决粮食、兵力、武器等问题，才能为抗战胜利奠定基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要求我们必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1937年他指示山西八路军必须“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1942年他指出边区必须实行自给自足制度，必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5年他再次讲到“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始终强调我们必须坚守自给自足的底线。其次，毛泽东对“自给自足”做了马克思主义改造。毛泽东明确指出根据地的自给自足不同于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不仅满足吃、穿、住等基本需求，还强调形成依靠自己的制度与精神，为克服困难打下基础，他指出：“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其一，强调把工作基点必须放在自己身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自己发展自己，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942年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指出：“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其二，强调独立自主是一种历史主动。1945年毛泽东讲到，“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强调我们要有提前做好工作的心理准备和实力准备，真正主动克服困难。
（二）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自力更生思想结合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要求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毛泽东主动将其和中华民族自力更生思想结合，形成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信自立的品格。
首先，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依靠中国自己，必须主动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始终坚信中国问题靠中国人自己解决，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其次，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依自不依他”民族气节结合的产物。马克思讲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革命原则，积极进行抗日战争，积极开展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相信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必须注重动员人民群众。最后，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根本原则。延安时期虽然任务重、条件差、问题多，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始终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赢得民族未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陕北公学都自信地讲出“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面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坚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相信依靠人民群众可以打出一个新中国，为此毛泽东积极带领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驰骋战场。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有150多次使用独立自主，始终强调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完成。首先他强调独立自主完成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正如毛泽东讲到中国抗战必须“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但是“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为此始终不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有理有理有节的原则等，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从而使得其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最有底气。毛泽东指出，独立自主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他高度重视政治动员，强调“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实际上就是他真正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毛泽东还强调独立自主是人的精神支柱：“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为此，他积极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能”，正因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柱，才创造出延安精神，赢得了革命胜利。
中华民族有民族气节，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抗战，但也积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注重利用外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毛泽东能将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策略有机结合，为我们赢得民族独立奠定重要基础。毛泽东科学认识独立自主与利用外援的关系。独立自主是我们的立党之本，但也不放弃一切可能的外援，“外援是不可少的”。《新民主主义论》把中国革命看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就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国际合作者，但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外援的前提是独立自主，正如毛泽东所言，“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延安时期毛泽东积极接待斯诺、贝特兰、世界学联、美军观察者等外国各界人士的采访，并主动和他们交朋友、谈心，还专门成立延安国际处负责接待外来考察团等，注重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形成党的对外政策，积极扩大党的国际声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同样坚持独立自主基本原则，积极坚守“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
（三）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与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传统结合的创新性体现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具有内在统一性。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动把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奋斗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优良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不畏艰难，积极支持工人运动，一次又一次掀起国际工人运动新高潮，毛泽东主动把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质结合，形成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首先，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以艰苦奋斗为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过去依靠艰苦奋斗取得革命成功，未来还需要继续依靠艰苦奋斗。其次，毛泽东指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品质。1938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出布告：“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艰苦奋斗，不敢告劳。”1941年毛泽东称赞新四军“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敢于吃苦，敢于为民奋斗，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最后，毛泽东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艰苦奋斗是途径，更是精神，正因为拥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因此抗日的困难、根据地的困难、党的建设的困难、国共合作的困难等，都没有压垮中国共产党，并使我们党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39年毛泽东和《新华日报》记者谈话：“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强调中国共产党只有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才能赢得革命成功。
独立自主不是空话，必须以艰苦奋斗为基础。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法宝，才不断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多次用“艰苦奋斗”，还赋予艰苦奋斗丰富内涵。其一，艰苦奋斗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人格地位，自然也不是社会主体，毛泽东主动把人民群众看作中国革命艰苦奋斗的主体，“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其二，艰苦奋斗必须从实际出发。艰苦奋斗不是蛮干，强调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充分了解现实，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探寻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其三，艰苦奋斗的目的是改善生活。艰苦奋斗是优良传统，而不是“苦行僧”，艰苦奋斗的目的在于改善生活，正如毛泽东讲到，“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强调要把艰苦奋斗与改善生活结合起来，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我们要看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形态，是中国丰富实践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有了自主精神。毛泽东强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新时代我们将继续自信自立地探索民族复兴道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典型形态——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既成功改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成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得到结合，形成了创新性的话语体系。
话语表达方式是思想的外衣，毛泽东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话语内容原创，还高度重视创新发展话语表达方式，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名言、中国警句、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寓言、中国俗语等话语方式的结合，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1965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典故》收集《毛泽东选集》中242个成语典故；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成语典故注释》收集《毛泽东选集》中691个成语注释；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词语典故手册》收集《毛泽东选集》中1101个词语典故。延安时期毛泽东使用过数个成语典故，有些直接引用，有些点化生奇，有些直接创造，有些翻新使用，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表达方式，尤其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用“自相矛盾”中的“矛盾”表示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在中国古代是两种作用不同的武器。《韩非子·难势》记载着《自相矛盾》的故事。毛泽东也使用过“自相矛盾”的本意，强调说话前后不能冲突，但《矛盾论》中他用“矛盾”表示事物的两个方面关系，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始终存在“矛盾着的双方”。毛泽东这样使用，既突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矛盾”的本意，又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对立统一的范畴，既详细分析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又详细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时，毛泽东使矛盾原理转化为矛盾分析法，要求人们要善于使用矛盾分析法处理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第二，用“相反相成”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反相成”最早出于《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本意强调有与无、难与易，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共同推动事物发展。《汉书·艺文志》讲到：“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毛泽东引用“相反相成”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反”指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相成”指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双方的互相联结、统一。毛泽东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反相成”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既使其有了确定的哲学意义，又使其成为事物的两个基本特性。毛泽东科学论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相反即对立，相成即统一，二者共处于同一事物，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正如他讲到“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形象展示出“相反相成”的意义。毛泽东用“相反相成”表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既形象生动，又充满辩证色彩，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
第三，用“物极必反”阐释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原理。“物极必反”中的“极”即顶点，“反”即相反。《战国策·秦策》讲：“臣闻物至而反，冬夏是也。”《例疑子·环流》讲：“物极则反，命日环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物极必反”指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必然向相反方向转化，是一种循环论观点。毛泽东用“物极必反”说明矛盾相互转化，是一个创造性的表达，赋予其“度”的意义，强调事物超过一定的“度”，才向相反方向转化，毛泽东指出“‘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强调把握“度”。毛泽东还赋予其发展的意义，用“物极必反”表达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含义，阐释出这是一个有新事物产生的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赋予其“适”“必”等意义。用“物极必反”表达矛盾相互转化原理，并赋予其“适”“必”等意义，使“物极必反”成为一个能动的实践过程，表达出人对事物变化发展的把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毛泽东读中国文学名著注重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表达方法，《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文学卷）统计毛泽东共阅读并批注过的文学名著达107本，尤其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用《三国演义》的故事阐释历史演变。1936年毛泽东与邵力子谈论国内合作，他讲到“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指出国共合作有可能，有基础，表明他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描述历史发展现象，实则是对历史规律探索的表达。1944年毛泽东致信杨绍萱、齐燕铭，谈及《逼上梁山》剧本，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可知，毛泽东主张用群众史观改造中国历史戏剧剧本。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论历史发展规律，指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合”“兴”的秘诀——人民监督。毛泽东对中国王朝“合”与“分”“兴”与“衰”的讨论，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作用，表明我们党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答案，这其中无疑具有唯物主义辩证法特质。
第二，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阐释历史规律。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用宋江三次攻打祝家庄的故事阐释摸清情况、调整方法等对解决问题的意义。毛泽东喜欢《水浒传》，多次引用该剧目说明历史发展规律。1942年7月延安平剧院成立，毛泽东指示要创作“三打祝家庄”故事剧本；1942年11月，毛泽东再次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强调统一战线中里应外合、相互配合的意义，要求要将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1944年“三打祝家庄”正式成立剧本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120回本《水浒传》。毛泽东听了剧本小组的创作汇报后再次指示：“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945年该剧在延安公演，毛泽东写信祝贺“很有教育意义”。“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被毛泽东阐释为摸清实情、内外结合、顺应民众需求等马克思主义方法，既通俗又好懂，有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第三，用经典神话故事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矛盾论》中毛泽东引用“夸父逐日”“羿射九日”和《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等故事阐释矛盾变化，指出神话故事和童话故事均具有幻想的同一性。“幻想的同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体现，既揭示了神话故事的实质，又使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得到丰富，启发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从实际出发，真正实现“具体的同一”。《论持久战》再次引用孙悟空的事例，说明中华民族一定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个比喻形象说明了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既实现了中国神话故事的脱胎换骨，又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土化。
毛泽东广泛阅读中国历史著作、军事书目，注重与马克思主义战争学说结合，形成毛泽东独特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春秋无义战”是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总体看法。《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在向公孙丑谈起梁惠王时，认为梁惠王很不仁义，他为了争夺土地而驱使老百姓作战，又驱使他的子弟战死，孟子讲“春秋无义战”。毛泽东借用“春秋无义战”说明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指出“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中国历史上战争很多，研究战略战术也很多，但是缺乏对战争本身的思考，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战争的实质、规律、目的等，形成正确的战争观，明确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人民群众只能“用战争反对战争”。毛泽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战”表达马克思主义军事观点，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毛泽东用“人心向背”“因势利导”阐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魏书·杨舞传》讲到“兼观民情向背，然后可行”，意思是战争必须看老百姓的态度。中国古代虽然重视民心，但仅把人民群众看作工具，没有真正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毛泽东用“人心向背”“因势利导”等表达战争，“人心”“势”均是唯物因素，“向”是方向，强调我们要尊重事物发展规律，看到“人心”“势”的客观因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导”，真正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中国化，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
毛泽东用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阐释军事战略战术，如用“诱敌深入”“避其锐气”“攻其不备”“声东击西”“兵不厌诈”“养精蓄锐”“以一当十”等充满中国文化底蕴的辩证思想阐释中国革命斗争策略，形成战争中正确处理敌方与我方、全局与局部、集中与分散、持久与速战、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等的认识，形成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多种人民战争战术，形成“灵活机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积极防御”“战略上藐视、战略上重视”等人民战争战略，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原则的本土化运用，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民间俗语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语言，简略通俗、明了易懂、意味深刻。毛泽东非常善于使用这种话语方式表达马克思主义。
如，毛泽东用民间故事阐释马克思主义观点。“虎”是中国人熟悉的动物，他经常用“虎”的词语典故、民间俗语表达马克思主义观点，如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表达实践的重要性；用“调虎离山”“坐山观虎斗”“为虎作伥”“投畀豺虎”“虎狼”“九牛二虎之力”等形容蒋介石领导下的黑暗统治，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形象表达。另外毛泽东还用“真老虎”“假老虎”“纸老虎”“铁老虎”“活老虎”等表达反动派，要求我们要通过现象看本质，真正认识到反动派的真面目。毛泽东为民众最熟悉的“虎”赋予广泛的社会意义，使其生动表现了统治阶级的形象，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国化，又提升了中国民间故事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又如，毛泽东善于用民间顺口溜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对民间俗语理解深刻，并善灵活运用，如用“吃一堑，长一智”表达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吃一堑”意味着认识必须经过社会实践，“长一智”是认识结果，形象生动；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等形容多人多智、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诸葛亮”是人民群众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臭皮匠”是弱者形象，“诸葛亮”“臭皮匠”一强一弱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团结起来的重要性。另外，毛泽东还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示要认清新事物，启示人们看到未来和希望，注重促进事物发展；用“夹着尾巴做人”形容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优秀品质；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形象表达做事欠全面考虑，就容易陷入自我困境。毛泽东这些通俗表达既使我们可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理，又使中国传统俗语得到激活、创造。
再如，用民间俚语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非常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转化为工作方法，如他用当“班子”、抓“牵牛鼻子”“弹钢琴”等表达我们必须抓重点、抓关键、抓核心；用“党八股”“勤务员”“孺子牛”“劳动大学”“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形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象、方法、问题、途径等，既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转化为中国俗语，又使中国传统词汇得到复苏、生奇、化用。毛泽东是思想大师，也是语言大师，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实现了二者在内容上的创新，还实现了二者在表达方式上的统一。新时代我们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话语创新，真正贯彻与落实好习近平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牢牢坚持“六个坚持”，不断推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作者简介：常改香，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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