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权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基于《论权威》的文本分析

恩格斯权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基于《论权威》的文本分析

李东坡付尧尧

《论权威》是恩格斯于1872年10月至1873年3月，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深刻揭露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极影响，从而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加强武装正在组织工人政党的无产阶级而撰写的一篇战斗檄文。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通过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权威存在于经济、政治、管理等各个领域的重要论断，科学地分析了权威存在的客观性、阶级性和历史性特征，“打破了以往囿于政治领域谈权威的局限性，强调了权威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性，树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权威观”[1]，孕育着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萌芽。深入研读恩格斯《论权威》中所蕴含的权威思想和观点，对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巩固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论权威》中蕴含的权威思想：经济、政治、管理权威    

　　《论权威》中“权威”一词多次出现，贯穿整个文本。恩格斯紧扣工厂生产、铁路运转、船只航行、社会革命、政权巩固等社会现实，深刻阐明了经济、政治和管理权威的思想意蕴，突破了以往对权威思想及其表现形式的狭隘认知。“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2]372只有在各个领域确立坚强的领导权威，才能确保联合活动的步调一致，否则就会陷入毫无组织纪律性的泥淖之中。

　　（一）经济权威：发展生产和维持经济稳定要求确立权威

1864年底，巴枯宁前往意大利开展第一国际活动，面对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队伍弱小、经济极其落后的现实，尤其是受到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不满现状、仇视社会、对资本主义妥协的消极情绪影响，开始逐渐走向无政府主义。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反权威主义者深受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已不再需要权威，因为生产者在企业中能够自治”[3]356。恩格斯驳斥了这种违背社会规律的幻想，系统论证了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社会化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权威，即确立经济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导致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在加速社会化生产进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分配难题，于是恩格斯提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4]275重要论断。

　　在《论权威》中，恩格斯的论证线索是“由于大工业特别是革命的需要，我们认为社会应当一定程度放弃自治，服从权威”[5]。如纺纱厂中只有权威在每一环节都发挥作用，才能完成复杂的纺纱工序。这就要求“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所确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4]275蒸汽机使劳动者首先“就工作时间取得一致”[4]275，“取得一致”实际上包括了一个商定的过程，因而是个人对社会化生产的让渡和服从。蒸汽机运转要求工人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遵守，即个人意志要服从“蒸汽权威”，这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决定了社会化大生产必须形成统一的管理，加强对经济的统筹和安排，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从而确立经济权威。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是需要统一的权威来组织联合的生产活动。并且，经济权威在现代工业大生产中是不可摧毁的，“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4]276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已经证明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绝对权威，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建设目标、内容、任务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超越性，其复杂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更加强调要重视权威，切实统筹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为构建政治权威奠定现实基础。

　　（二）政治权威：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巩固要求确立权威

　　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支部自治”“自由联合”等反对国家存在和集中权威的观点，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4]277，“但现阶段，无产阶级还需要革命和权威来消除阶级对立”[6]。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认为政治权威是强制和压迫、剥削和奴役、掠夺和战争等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其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犯了唯心史观的错误。恩格斯反问这些人见过革命没有，并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4]277“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4]277，任何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以暴力革命为重要手段。这些否定权威和集中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2]376。

　　获得革命胜利的政党不能立即放弃权威而陷入无政府主义所宣称的“革命的全部秘密在于消灭政治权威”的圈套。无产阶级“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4]277来维护自己辛苦争得的政权。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仅存在两个月就宣告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公社把武装人民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4]277。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并没有否定建立巴黎公社是有政治权威参与的结果，至少是一部分人集中起来对付凡尔赛反革命分子而进行的联合活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建设和巩固政权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巴黎公社没有很好地运用和长期坚持政治权威，从而导致其失败。“在所有这些政治权威的类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政权、政府）才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权威，其他形式的政治权威均可‘九九归一’，即归于国家权威。”[7]因此，政治权威绝不会在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以前就走向消亡，而是会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革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

　　（三）管理权威：社会运行和组织管理要求确立权威

　　如果说经济生产和政治活动中确立的是宏观意义上的权威，那么社会组织管理过程中确立的就是微观意义上的权威，即管理权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恩格斯以火车经营管理为例，指出“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4]276。这种协作是指铁路工人、列车长、乘务员、乘客等必须按照固定的时间和规则通过相互配合来完成工作，即协作过程就是产生管理权威的过程。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来管理社会，那么就算是一辆停止运行的火车也可能被另一辆不受统一调度的火车所碰撞，更何况是没有按照时间和路线规定而运行的火车。恩格斯强调，火车“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4]276。这里所提到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就是要确立起组织管理权威。

　　“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4]276恩格斯又通过航船遇险案例，指出“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4]276，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在社会危机管理中确立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际上，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就是集合无产阶级力量航行在通往人类美好幸福生活道路上的一艘巨轮，只有思想上的指引、方向上的坚定和指挥上的统一，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巨轮行稳致远。恩格斯在这里提到了当权威只能由个人意志代表整体意志的时候，就产生了“组织权威”和“领袖权威”。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经济、政治和管理领域都需要确立权威，但都坚决反对迷信权威和个人崇拜。马克思曾经这样表态：“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8]524

二、《论权威》中体现的权威原则：客观性、服从性、统一性原则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阐发的权威思想，对于各个领域内联合活动的有效组织和正常运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蕴含着确立权威的客观必要性、意志服从性和辩证统一性原则。深入剖析和重点把握这些原则，是确保权威思想永葆青春活力、科学发挥效用的关键所在。

　　（一）“问题是靠权威解决”的客观性原则

　　权威的本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殊社会关系，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任何社会正常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力量”[9]。《论权威》中反复强调和论证确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究其根本，是遵循权威客观存在性原则的集中体现。

　　一是权威的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权威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社会历史性的自然过程。一方面，权威产生于社会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所进行的全部活动以及形成的一切关系，都始终取决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须要确立一个能组织生产、协调分配、维护秩序的领导核心来推动人类社会整体进程，于是权威就在社会实践中诞生了。另一方面，权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特殊社会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存亡过程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0]3。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4]277恩格斯强调，人类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力，同样也不能征服权威，否则就会遭到自然力的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4]276。

　　二是确立权威是组织联合活动的本质要求。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孤立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4]274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分散生产的小作坊、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小型划桨船和帆船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集中高效的复杂机器、大工厂、火车、轮船等以协作为条件的现代化联合活动。这种联合活动是指把分散的个体活动组织起来，而不依靠权威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恩格斯通过列举纺纱厂中车间协作、机器运转、时间统一、材料分配等生产活动中出现的实际问题，铁路上火车运行的时间规定、多人协作、过程管辖等组织管理活动中出现的现实困难，远洋航行中轮船遇险的求生困境，社会革命和维护政权等政治实践中的曲折遭遇等问题，系统地论证了权威是组织一切联合活动的本质要求，并以此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消灭他们仅凭“抠字眼”“换名称”就企图否认权威客观存在的幻想。

　　三是确立权威是抨击无政府主义的现实需要。恩格斯开篇以“十字军征讨”为讽喻，客观评价了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公然反对国家存在、反对一切权威、鼓吹个人无限自由的现象，揭露了这种错误思潮的泛滥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的巨大威胁。无政府主义已经到了不加丝毫掩饰，竭力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简单地把任何罪行都说成是权威的地步，以此“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4]274。此时，确立权威是铲除错误思潮根源、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和促进国家发展最为迫切的任务和要求，是应对无政府主义简单化污蔑的有力抨击，是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和必要实践。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无论是由于自身的认知局限，还是深谙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的实际指向而激进地进行阴谋篡夺，他们所炮制的无政府主义论调、反对权威原则的政治主张都是建立在为反动派效劳的基础上。因此，消灭无政府主义的分裂活动就必然要求确立坚强的政治权威，从而摧毁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

　　（二）“形成权威认同”的意志服从性原则

　　为整治无政府主义歪曲和滥用权威的乱象，恩格斯提出，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4]274这就明确了权威的产生，一方面，是主体意志的外在强加；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动反应，其中内在地蕴含着形成理性认知和自觉认同的过程，即权威的产生是以客体的认识觉醒为必要条件，以形成权威认同为更高目标。

　　一是权威认同以主体的意志强加为外部条件。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的落后性和意识水平的限制，只能为要求改善自身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而斗争，他们无法主动意识到在经济斗争中确立权威的必要性，也忽略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以致于不能自发产生权威认同。正如工人不能自发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一样，权威认同的产生首先是由一部分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后者必须服从前者。所谓“权威主体的意志强加”，是指权威主体通过特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客体直接感受到权威的客观存在，认识到权威的统领性作用，从而产生必须服从的客体性反应。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反对权威、推崇无政府状态、狂热追求无限自由，原因在于其固有的认知局限导致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权威的实质和力量。他们认为权威是与自由相对立的专制，把自由当作权威不可触及的反面，并且污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人民的统治的名义下……勇敢地宣布了人民对国际的奴隶般的依附”[11]296，以此来质疑甚至是要求摧毁权威。但是，“权威体现着人的自由，而非自由的反面；自由的反面是专制，而不是权威”[12]。权威不是专制，权威与自由是一种相对性关系存在，权威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权威的现实彰显。因此，恩格斯所强调的“主体意志强加”，必然不能等同于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所批判的“专制”，否则恩格斯对权威的论证不仅在反动派中立不住脚，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难圆其说。

　　二是权威认同以客体的认识觉醒为必要条件。恩格斯在文本中总结道：“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4]276。形成权威认同并非仅靠主体意志的外在强加，还包括客体认识权威并自觉服从的内部运行过程。如果没有客体的理性认知、自我觉醒并进而产生自觉性认同和服从，便无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可言。权威的意志服从关系具体表现为“外部输入”和“内部觉醒”两种类型。“外部输入”是指需要一定的外在手段，如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使客体不得不接受主体的意志强加。“内部觉醒”是权威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追求，是指客体对主体所施加意志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采取积极认同和主动拥护的态度，（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二者坚持利益一致原则，即“权威建立在服从者的理性之上”[13]。《论权威》中以“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4]275来解决工厂生产的经济问题、火车和船只运行的管理问题、政治国家存亡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系统地论证了“权威的意志服从性”原则。实际上，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更加需要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行动。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激烈争夺，世界范围内思潮多变、价值多元、风险滋生的现实挑战，更需要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努力实现人们对社会主义权威的自觉服从，为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三）“权威与自治”的辩证统一性原则

　　巴枯宁极力主张“必须排斥一切权威原则，而把自治原则作为革命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绝对原则”[11]74。这种强行割裂权威与自治的辩证统一关系，肆意散播着反对权威的谬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过是“一个最无知的人”的“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大杂烩”[8]497行为而已。

　　一是权威与自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权威与自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4]276权威与自治的对立关系首先体现在概念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绝对的。反权威主义者仅靠抓住概念上的对立关系，就拼命反对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权威与自治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之间还具有同一性。一方面，权威是建立在一定的自治基础之上，权威的长期存在要依靠合理的自治，离开自治谈权威，则会走向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实行自治要求坚持权威，离开权威谈自治，则会走向无政府主义。“人们可以摧毁或改变权威，但人们要有自由则不能没有权威，或者说他们起码需要建立新的权威。”[12]必要的权威不但不会摧毁自治，还会引导自治，成为自治的前提和保证。“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经营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8]502。因此，权威与自治是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生作用。

二是权威与自治的应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权威与自治的辩证统一关系还体现在“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4]277恩格斯指出：“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4]276权威作为上层建筑，会随着社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而日益扩大其作用范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社会生产越发展，权威就越重要，就越需要处理好权威与自治的关系。即使到了阶级消失、政党国家消亡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取消权威而实行绝对的自治。因为到那时，整个社会实行的是高度自治，这种社会形态下的自治是建立在权威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是源于社会首先依靠权威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而促进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此时，权威依然会树立于整个社会，只是其“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4]277，因此，权威与自治应用范围的改变只是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表现，而这种变化绝不会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本质界限而导致权威消失。

三、《论权威》的时代启示：巩固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关于权威思想的深刻阐发、权威原则的深入把握，揭示了权威是社会实践基础上合法性和认同性的辩证统一，在今天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更加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来沉着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即必须充分发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14]16。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从《论权威》中汲取理论启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从而巩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

　　（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4]277因此，在国家消亡之前，任何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权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就是要维护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两个确立”体现了《论权威》中确立权威的客观性原则，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必然性，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必然性，体现了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历史必然性，也体现了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践必然性。“两个确立”重大政治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政治保证，是全党的共同意志和民心所向，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深刻领悟其决定性意义是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因此，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夺取更大胜利提供根本保证。

　　一是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淬炼政治品格，这是《论权威》中“规则意识”的时代拓展。政党权威的确立以全体党员思想认识的觉醒和提升为前提条件，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规则意识。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4]64；要自觉学习、主动认同和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和令行禁止；要以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为基本遵循，主动查找自身不足，严格遵守党章最新规定和最新内容，不断提升政治自觉性；始终牢记底线思维，增强角色意识和责任担当，不得发表任何违背党中央权威的不当言论，不得做出任何不利于党中央团结统一的政治行为，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这是《论权威》中意志服从性的时代延伸。“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15]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明辨是非、廓清迷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而内化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自觉。全体党员和干部队伍不仅要与时俱进更新理念，还要做到“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4]1，让理想信念在具体实践中得以凸显，让党性修养在伟大斗争中淬炼提升，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中夯实拥护权威、维护权威的思想基础。

　　三是要进一步深化理论学习，加强实践历练，这是《论权威》中权威手段的理性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14]65。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和世界观方法论，做到系统性学习；要深刻领悟新思想新理论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工作优势，做到认同性学习；要联系客观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做到针对性学习；同时要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反哺理论的协同运行，提升行动自觉性。

　　（二）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筑牢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群众基础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重点论证了权威与自治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二者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而不断优化和拓展，并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一重要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最鲜明体现，就是党与人民的关系进入到一种良性互动状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因而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坚定选择、忠诚信任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始终坚持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客观形成的认同性权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14]19，习近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等内容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科学的“人民至上”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4]46这是《论权威》中追求权威认同的直接体现，即“社会成员对权威的价值认同是真正的权威体现形式，其对权威的服从是自觉自愿的服从。”[9]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归根到底是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自觉服从、理性服从和衷心拥护。“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15]我们党要把握好民心所向，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筑牢党执政兴国的群众基础。

　　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并将其贯穿于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要积极贯彻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维护好人民关切的利益问题，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人民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办实事的态度、方法和能力，进而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政党权威，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科学把握人民主体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中的拓展与应用，始终凸显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完善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四位一体”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4]54，这也是《论权威》中社会组织管理权威的时代发展之必然。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要不断优化党与人民的关系样态，始终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团结统一的基础之上，政党权威的切实运行和真实贯彻又是将全国14亿多人口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权威授之于民，用之于民，受制于民。因此，在新时代维护政党权威，要以正确审视党与人民的关系为前提，以诚恳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为重点，以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为目标，确保把党的权威真正运行在人民群众的丰厚土壤之中。

　　（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升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能力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系统论证了权威存在于经济、政治、管理等各个领域，实际上阐明了权威存在的多样性；通过揭示权威在国家消亡之前不会消失的深刻道理，实际上阐明了权威存在的长期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恩格斯关于权威的多样性和长期性论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权威由多样性存在转化为全面性存在，由长期性存在转化为发展性存在，这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14]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权威、系统的权威和整体的权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尤其是面对国内外和党内外的复杂形势变化，基于新时代新征程的宏大目标和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4]63，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信心和决心，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4]63，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切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从权威的全面性审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核心在全面。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的方方面面，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4]26，全面提升党的治国理政效能，全方位塑造党的权威形象，确保党的权威以全面领导的方式在全国各个领域、各个地域得到展现、贯彻和落实。从权威的发展性审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点在加强。只有持续不断和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有效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因此，我们党只有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的制度化自我革命、建设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进程中，优化党的建设现代化治理新格局，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管党治党的现代化效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持续长久。从权威的执行力审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义在领导。只有不断增强和提高党的领导力，才能赋予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以现实力量。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强化政治意识，加强政治历练，提升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多方面政治能力；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要求全党加强理论武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要求全党致力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要求深谙时代境遇，分析群众特点，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只有这样，全党同志才能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16]，真正提升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综合能力。

　　（作者简介：李东坡，兰州大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必威副教授；付尧尧，兰州大学必威）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