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代观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学理基础

马克思的现代观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学理基础

庄友刚 谷一

  自从人类历史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关于“现代”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无论是对现代性发展的肯定性逻辑还是关于现代性发展的反思批判，有关“现代”问题的讨论，构成了自19世纪以来关于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心热点话题和理论线索。应该如何理解“现代”概念，理论家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互交叉而又彼此不同的理解和把握。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内部,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出发对“现代”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献也不可胜数,其中许多学者就马克思的“现代”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释。马克思留下了丰富的关于现代社会的论述，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集中阐明他对“现代”的理解，也没有给“现代”下过明确的定义。马克思对“现代”的把握散见在他不同时期的文献中。这也造成了马克思“现代”思想研究中的一个不足：尽管不少学者就马克思的“现代”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但是不同学者只是着重探讨和深化阐释了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而对马克思现代观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把握不足，存在着零散化和碎片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今天，马克思的现代观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的根本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全面呈现马克思的现代观有助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之基。系统澄明马克思的现代观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一、马克思把握“现代”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结论得出之后，反过来成为指导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之后马克思简要而又系统地叙述了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同样，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考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又反过来成为马克思把握和阐释“现代”观念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对“现代”的理解，当然有时间维度的把握，包含社会历史从古到今的演进进程，其中，现代是相对于古典而言的。此外，马克思对“现代”概念的把握绝不限于时间维度的单一内涵，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所涉及的方法论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这里主要强调几个基本方面，它们是在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现代观时首先需要予以关注的不可遮蔽的视角。

  第一，人的生存状况的历史性转换。人的历史发展是马克思阐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视角。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历史性转换是马克思把握和审视“现代”及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把人的历史发展区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在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立为人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人的不同存在状态，是马克思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依据。这里强调两点：其一，马克思着眼于人的历史发展来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强调现代社会的历史性。现代社会与人的发展进程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密切相关。“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其二，“现代”与“前现代”就其内容而言，首先表征的是人的不同生存状态。与不同的生存状态相对应的是人的具体生存方式和发展要求的一系列变革和变化。

  第二，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变革。物质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是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发展的根本图式。社会的发展过程就表现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和演进的过程。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的结果。从生产方式的历史变革出发来把握现代社会、阐释“现代”概念的内涵，是马克思现代观建构的又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维度。这又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从生产力方面看，物质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从而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要求和标准。这意味着现代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有生产力方面的质性变革和提升。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的不同，首先就表现在生产力的迅猛提升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方面。这又与劳动方式的变革和交往的扩大密切联系在一起。从生产力发展来把握和描述现代社会是马克思阐释其现代观的首要切入点。其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生产关系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发展和演进的重要内容，在阶级社会中尤其表现为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革。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创造性变革，也表现为全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新型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形成。从新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来阐释现代社会生活、澄明现代社会的内涵、指明“现代”的性质和未来趋势，构成了马克思现代观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其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社会生活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得到合理的澄明。在阐释其现代思想时，马克思不是孤立地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出发来说明的，而是时刻紧扣二者的相互作用和辩证运动来阐释的，强调是二者的交互作用造就了现代社会的内容和特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把握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是马克思现代观中思维方法论的重要特点。

  第三，古典与现代的比较。在古典与现代的对比中来理解和把握“现代”的内容和特征，是马克思阐释其现代观时非常重要的极具个人特点的阐述方式。之所以强调极具马克思的个人特点，是因为在阐释现代概念时，尽管比较方法在很多人那里并不少见，但主要被用于突出现代社会的个别内涵或特征，马克思则是在全方位的对比中来阐明他的现代观的。马克思阐明“现代”内涵的主要维度，是在古典与现代比较的坐标上完成的。这也是马克思现代观建构中重要的方法论特色。这里应明晰带有递进关系的三个层次的问题：（1）在古典与现代的比较中阐明“现代”的内涵，具有特殊的方法论价值。不同的学者对“现代”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在理解和阐释产生分歧、无法正面阐明“现代”是什么的时候，可以转换角度，探寻与“现代”相对的另一面即古典是什么，包含什么内容，有怎样的特点，以此反向澄明何为“现代”。尽管这并不等于阐明了“现代”本身，但无疑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的理解。（2）在这种对比框架中，现代社会的内容和特点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对现代生存方式的理解和把握更加精准、更加细致，对现代生活要素的把握会更加全面，对这些生活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会更加深刻。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较的方法为澄明“现代”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性坐标，更使得要阐明的对象具有了显性的特征。（3）从古典到现代的变迁是一个历史进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这种进程的深入考察和把握，不仅深化了对现代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探索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现代社会之后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方法论和材料基础。

二、马克思呈现“现代”内涵的主要维度

  马克思通过比较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内容和特点的差异来理解和说明其“现代”思想，内容丰富。这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内容是丰富的、多样的。当然，马克思并没有面面俱到地进行阐述，而是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特征入手来阐明其现代观。从马克思的实际论述来看，在把握马克思的现代观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阐释维度是需要把握而不能遮蔽的。

  首先，劳动方式的根本性转换。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说明社会发展进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笼统地说，现代社会之所以是现代社会，首先表现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和提升。具体而言，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物质生产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劳动方式的转换是现代社会生产力迅猛提升的直接源泉。古典社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社会。尽管在古典社会中，生产力的总趋势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劳动效率也是历史性地提升的，但是人类劳动的主要方式没有超出手工劳动的范畴，手工劳动是主要的劳动方式。进入现代社会后，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成为社会主要的劳动方式。产业革命的完成，实现了社会生产从手工劳动为主向机器生产为主的转换。就此而言，产业革命可以被看作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后果，这里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机器生产的效率远大于手工劳动的效率，劳动生产率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增长。进入现代社会后，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第二，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相伴随的，是物质财富的迅猛增长。生产力不能与物质财富本身相等同，但是，生产力构成了物质财富增长的客观基础，生产力使用和发挥的结果就是物质财富的创造。生产力越是发展，已有的生产力越是被使用和发挥，社会的物质财富就越是增加；劳动生产率越高，社会获取物质财富的效率就越高，物质财富就越是丰富。正是由于这样，同古典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日益摆脱古典社会那种物质匮乏的生存状态。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古典社会以手工劳动为主，人对自然改造的程度相对较低，人对自然界的改变经常被自然界的运动所抹平。人对自然更多呈现为一种敬畏的态度。转向现代社会之后，机器生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几何级数的提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极大增强。这种状况也改变了人对自然的态度，更多地把自然界视为征服的对象，生产力总是被发挥到极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超越了现代社会，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其次，交往的历史性变革。在古典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存在地域的、民族的局限性，人与人之间缺乏普遍的交往，人的存在呈现为相对的孤立性和封闭性。尽管在古典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总趋势是不断扩张的，但是总体上仍然以地域的和民族的局限性为基本特征，普遍的交往尚未形成。现代社会之所以是现代社会，一个基本现象就是交往的普遍扩张，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就起始于对这种局限性的打破。这里应注意三个密切关联的问题：第一，交往的普遍扩张是“现代”的一个重要的内在规定性。在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交往的扩张达到了“质变”程度，即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不能真正理解世界历史，也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界历史的形成可以被看作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又一个重要标志。第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变成世界性的，精神生产也是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第三，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是交往的规模、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是交往方式、交往效率的变革和提升。“世界历史”“全球化”等话语实际上反映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普遍交往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程度。总之，在古典社会中，人受到地域的、民族的局限性制约，在现代社会中，人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交往的普遍发展是理解马克思现代观的又一个重要维度。

  再次，经济形态的跃迁。在古典社会的生存状态下，与手工劳动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应，主导经济形态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自然经济。进入现代社会后，与机器生产以及普遍的交往等状况相对应，商品经济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物质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说到这里，应注意一个理论细节。商品经济在古典社会中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这样的理解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必须注意，现代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与古典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是存在重大区别的，二者分属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现代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以往发展阶段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一旦劳动人口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不再出卖劳动产品，而是出卖劳动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出卖他们的劳动能力，那么，生产就会在整个范围内，在全部广度和深度上成为商品生产，一切产品都变成商品。”这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特征。因此，笼统地讲商品经济是现代社会的主导经济形态是可以的，但是应该对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有更细致的理解。总之，从生产的自给自足走向生产的商品化，是从古典向现代变迁的重要表征。换言之，生产的商品化是“现代”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是其重要的内在规定性之一。从自然经济为主导向商品经济为主导的跃迁，生产的商品化发展带来诸多重大后果。这里强调三个方面：其一，生产的商品化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换和变革。一方面，同物质生产和消费状况相适应，社会生活关系在形式上日益丰富化，造就了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在内容上日益简单化，“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从业人员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其二，生产的商品化发展，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变革和进步。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路径。其三，生产的商品化不仅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尤其是对阶级关系及其性质变迁的影响。宗法关系日益消亡，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塑造了无产阶级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由此，现代社会孕育了一种趋势，即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

  第四，城乡关系的反转。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根本上指的是人的生存状态。谈及人的生存状态，不能不涉及人生存的空间条件和空间样态。城市和乡村都是人生活的空间场域。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是同生产方式的发展、同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关系的不同状况反映的是私有制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劳动方式、交往状况、经济活动方式等的历史性变迁。城乡关系的变化更直观地呈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特点。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生存的空间样态、城乡关系，是他阐释现代思想时的又一个重要维度。换言之，在澄明何谓“现代”的时候，对城乡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阐明，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包括几个在逻辑上递进展开的基本内容：首先，在古典社会中，城市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经济生活中不具有主体地位，乡村的发展程度制约着城市的繁荣程度。其次，进入现代社会后，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最具显示度的领域。再次，城市的发展、城乡关系的变化，与经济形态的跃迁、交往的扩大、劳动方式的转换这一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商品经济的主导，必然凸显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显示度。最后，正是由于城市的这种历史性发展，城市的建构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和路径，城市化是现代性现象，城市化与现代化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把握“现代”概念，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是不可或缺的考察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在把握马克思的现代观时，以上四个维度是马克思论述中最为丰富、应首先予以关注的维度。把握了这些基本维度，就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概貌的整体理解。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只有这四个维度的阐释。事实上，诸如分工、资本、大工业等都是马克思阐释其现代观念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就是资本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其他维度的阐释，是从各个角度对以上阐释维度的细化、丰富和补充，与上述维度呈现为一种交织、互补的关系，体现在对上述内容的具体阐释之中，在逻辑上不能并列看待。

三、马克思对“现代”发展进程的理解

  通过对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和特点的比较，马克思从横向维度阐明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整体概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现代观不仅包括对现代社会状况和特征的横向把握，还包括对“现代”发展进程的纵向考察和探索。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不仅宏观论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到来的，还进一步阐明了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更在此基础上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横向把握与纵向考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的现代观。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讨马克思对“现代”发展进程的理解时，有些观念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但按照其理论逻辑是必然会得出的观念。对于这样一些观念，在梳理和建构马克思的现代观时是需要补充进来的，以便弥补逻辑缺环，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关于马克思对“现代”发展进程的理解，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马克思论述并肯定了现代社会到来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现代社会的到来及其自身的发展，是历史规律起作用的结果。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从古典到现代的变迁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产方式具体形态质变的结果，表现为上述维度的根本性质变。“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到来有其历史必然性。第二，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劳动方式的转换、交往的发展、经济形态的变革等都是不可跨越的历史进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通俗一点来讲，现代化发展是必然的历史进程。第三，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资本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现代社会自身孕育了它的未来趋势，这种趋势是其自身规律作用的结果。

  其次，“现代”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狭隘性。对于现代社会，马克思并不是孤立地看待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整体视野中历史性地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第一，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商品经济替换自然经济、世界历史的形成等，说明现代社会的到来，就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并积累着条件。正是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关于人类未来的理想才摆脱了抽象的性质而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第二，现代社会自身的运行规律和特点，造就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大更多的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正是由于这样，在现代社会中，“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第三，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蕴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现代社会自身发展无法解决的。这种状况决定了现代的经济运行方式（或社会生活）不具有永恒的性质。现代社会的狭隘性主要表现为资本关系的历史狭隘性。在马克思那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对资本的批判是一致的。

  再次，从古典向现代变迁的不均衡性。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各个国家和民族是不同步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当马克思强调工业较发达国家和工业较不发达国家的区分的时候，已经内在地肯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这里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均衡发展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特殊境遇。殖民主义的形成首先植根于不均衡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同人类社会的不均衡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不均衡发展同时又蕴含了均衡化的趋势，反过来为相对落后地区加速向现代化的过渡提供了动力。比如世界历史的形成所造成的落后地区的被动现代化进程。世界市场发展中的资金、技术的输出，等等，在客观上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第三，就现代化发展本身而言，不均衡的发展状况也可能造就一种后发优势，后发国家和地区能够汲取已有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如马克思所言，尽管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最后，与上述状况相联系，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社会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尽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现这种景象只能采取同一个方式和路径。实际上，当马克思强调“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时候，已经内在地暗示了具体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第一，不同地区进入现代社会，由于历史语境和条件的不同，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比如，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不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存在着内生型还是输入型、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差异。第二，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维度，现代化的发展根本上就是在劳动方式上实现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转换，在经济形态上实现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换，在交往发展上实现从地方性、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转换，一句话，就是人的生存状态的根本转换。只要实现了这种发展，就进入了现代，就实现了现代化。至于以何种方式和路径、在什么时间、什么状态下实现这样的发展，则完全可能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民族而异、因历史环境而异。第三，不仅进入现代的路径存在差异，超越现代社会的历史路径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也具有多样性。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学理基础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不是西欧现代化模式的再现，也不是苏联模式现代化道路的翻版，而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现代观给我们关于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学理基础和支撑。

  首先，马克思关于现代化实质的理解以及关于现代化道路多元性的阐释，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可能性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有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第一，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在根本上指的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生存状态的根本变革，是从古典社会生存状态到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变迁过程。这种变迁的基本表征，一是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升，实现生产的社会化；二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三是社会交往普遍提升，人们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实现交往的普遍化，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活动，人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四是大规模的城市化，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要以城市为主要场域来实现，交往的普遍提升也以城市之间交往的扩大最终得以完成。实现了这样的发展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化。第二，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指向，在性质上是单一的，即实现人的生存状态的根本变革，而实现这种变革的具体路径和方式是多元的。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生产和生活状态，都是现代化的可能路径，现代化路径不具有唯一性。至于选择怎样的现代化方式和路径，则取决于发展主体的历史性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历史场景的变换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能重复西欧式的路径。比如，实现工业化需要有必要的资金来源。西欧式的工业化路径是通过对内剥夺、对外掠夺，甚至人口贩卖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以致英国在工业化初期国内资金就取之不尽，并开始向海外投资。这样的方式和路径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设而言，既不适合，也不可能重复。历史场景的变换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自己的路，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其次，“现代”进程的不平衡性以及过去现代化发展的方式和后果的狭隘性，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现代的生活状态是人的发展进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各个国家和民族是不同步的。一方面来看，在这样的状况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存在不利的一面，面临发达国家的殖民和盘剥，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如果不能探索出现代化发展的新路，而只是重复发达国家曾经的现代化路径，那么极大的可能是，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头，处在相对落后的境地。“现代”进程的不平衡性，必然促使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另一方面来看，不均衡的发展状况也会造成一种后发优势，使得后发国家能够充分认识并吸取过去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避免曾经的错误和失误，少走弯路。这种修正和完善，就其实质而言是对现代化路径的新探索，是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方式。事实上，西方既有的现代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消极后果，招致了各种各样的反思和批判。反思既有现代化方式的问题和不足，不是要回到过去——在这方面，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而是要寻求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现实呈现。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那些发展任务，即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实现城市化以及交往的普遍化。这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的根本不同。这种根本不同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无法重复西欧式的现代化路径。社会基本制度不是外在于现代化进程的，而是对具体的发展进程存在着根本性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双重的指向，不仅要实现现代化，还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要求。比如，现代化的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承载着双重的任务。第二，正是由于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那些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发展任务，造成了一种“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充分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未完成的发展任务完成，把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充实起来。这一方面说明现实的社会主义与当年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超越现代社会出路的社会主义，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二者在社会性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在社会的物质基础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比如是否完成了生产商品化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和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一样，都要完成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实现城市化和交往的普遍化，由此必然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某些方面，与西方社会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不仅是指凸显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指突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特点的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根本上回答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不同阶段，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理论探索所环绕的轴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成果。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有共通之处；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在方式和后果上又存在重大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指向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后果的现代社会生存状态和发展状态，就其实质而言指向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烟台理工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