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力量：《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真理的力量：《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李瑊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光芒穿越时空，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厚的学术基础，既有成果从《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过程、传播主体、版本类别、对“阶级”等核心语汇的概念史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影响和时代价值等各个方面进行论述。本文在考察《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过程、译介主体，以及传播途径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中共创建时期以《共产党宣言》为核心的思想启蒙、理论涵化，以期深入理解《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进程中的重大意义，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理路。

一、传播主体:马克思主义哺育的思想先行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介绍马恩及其代表著作的片断文字陆续出现在中文报刊中。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大有关系于亚洲，这种进行，中国人民定然可以猛醒，而东方民族的全体，也如大梦方觉”。新的革命模式为中国提供了理解新文明的契机。李大钊有言:“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陈独秀说:“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此际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余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据考证，1919年11月至1920年期间，北京即已出现北大学生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刊载于当时的《国民》杂志)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德文本节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等版本。

   1920年初，陈望道应《星期评论》之约，“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在家乡日以继夜地翻译《共产党宣言》。留学日本的陈望道专研语言学，通晓日文与英文，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由他执笔翻译《共产党宣言》实为最佳人选。陈望道回忆说:“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

　　创办于1919年6月的《星期评论》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办起来的”，是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最占势力”的进步刊物。《星期评论》在1920年新年号刊载的戴季陶译《马克斯传》中提及《共产党宣言》:“实在是近代劳动运动的基础，……是平民思想行动的指南针，又是他们战略和信条的根本义。”因此《星期评论》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非偶然，“《星期评论》约陈望道译这书，准备刊登，也说明《星期评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只是陈望道将全文译好带回上海时，《星期评论》已于1920年6月被迫停刊，无奈之下，只得另找出路。此时正逢俄共(布)远东局全权代表维经斯基自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会见商议建党事宜。维经斯基出资在辣斐德路(现在的复兴中路)成裕里建立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对此陈望道回忆说:“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起先找不到书局印，后来才找到。上海书店也曾出版。”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水红底，标明“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当时由于排印疏忽和时间仓促，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被错印为《共党产宣言》，首版印制1000册。同年9月再版，错印得以勘正，封面上的马克思底像改为蓝色。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是在中国首次正式出版的中文全译本。鲁迅在收到陈望道寄赠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后说:“虽译得不够理想，但总算译出一个全译本来。”又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建党时期的重要工作。李达于1955年8月回忆道:“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包惠僧也说:“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取得联系。”可见中共甫一成立，即将宣传作为工作重点，只是苦于理论著作的匮乏。1920年3月，李汉俊用笔名“先进”在《民国日报》中发文呼吁:“懂外国文字的人，最好能够随时少做高谈的短篇文字，放下功夫，多翻译几本书籍。尤其以社会科学的书籍最要紧。”陈独秀在“五四”后于1920年3月入住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加快了创建先进政党的步伐。1920—1921年间，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加大宣传革命理论的力度，有组织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等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正式出版，“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提供理论滋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书籍本身可被视为一种表达方式(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译本的文本形态及出版发行凝结了集聚于渔阳里的策划者、校阅者、发行者的集体智慧。这一传播主体是20世纪初年形成的具有强烈文化创新意识的时代先行者的代表，其兴起缘于社会现实的刺激、近代媒体的发展，以及对俄国革命的认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由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里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他们留学海外、通晓多门外语，陈独秀、陈望道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通晓日文、英文，李汉俊、李达也留学日本，亦精通日、英等国语言，都有能够“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语言优势和广阔的世界视野。陈望道独力承担翻译工作，再由陈独秀、李汉俊校阅，俞秀松传递，维经斯基出资创办印刷所。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学生俞秀松在渔阳里参加了建党创团的多项活动，他在1920年6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在第二天的日记(6月28日)中又有相关记载:“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以“铁肩担道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寻找先进理论和思想武器，通力协作，共同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校出版工作。这“一方面是国内社会主义研究呈空白状态，另一方面是新传入的革命运动方式要求在实践革命以前必须学习和研究一定的主义和学说，这两个方面使外来知识和能够理解这种外来知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变得非常大”。

二、传播路径:“真理是在无声地前进”

　　陈望道曾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真理是在无声地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新型团体需要全新的价值体系来实现革命过程中持续的忠诚与革命行动力。《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作为组织创建、党员学习、干部培养以及宣传品的资料来源，通过这些方式，真理“不胫而走”，传播各地。

   (一)组织创建的“精神食粮”

　　五四时期，对“主义”的认识与阐释，成为《共产党宣言》的文化底蕴和传播基础。陈独秀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毛泽东亦认为，一个组织“不可徒然作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甚少。李汉俊说:“正在觉醒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对新知识并非冷漠。不，应该说他们是求知心切。然而，现在可供他们充饥的书籍杂志又是如此的贫乏。”《共产党宣言》作为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经典著作，“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的正式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发展提供了“精神食粮”。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及博大精深的思想特征，对此，李汉俊等人都有所论及，李汉俊指出，《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每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详详细细读一读”的三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讲马格斯社会主义以及要晓得马格斯社会主义的人，都非把马格斯社会主义三经典(马格斯、因格尔斯合著作《共产党宣言》)、因格尔斯所著《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及马格斯底大著之一的《资本论》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不可”。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划了一个新纪元”，他说:“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是有科学的体系的。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体系;自从他出来之后，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而《共产党宣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更是“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因此施存统引述说:“《共产党宣言》底价值:虽然百回又百回地重读这篇东西，然而每一回重新把彼拿到手里，总是有新的东西得到。”总之，在中共创建历程中，即将《共产党宣言》作为理论学习教育的主要教材，思想启蒙、人才培养得益于此，也为组织建构、实践活动提供了指导。

　　早期共产主义者如饥似渴地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思想养分，将其作为党员学习的基本材料。董必武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包惠僧也说:当时，我们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的知识是太少了，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我们的主要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及关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及传记。大家都很喜欢读。林伯渠也说及:“约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头两次座谈，就是我与陈独秀、沈定一等三人，以后几次邓中夏、李汉俊也参加了，互相交谈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决议文件。”这几段叙述中都提及《共产党宣言》，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共产党宣言》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学习读本。

　　《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路径，最主要是通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传送至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夏，陈独秀先后派李汉俊和刘伯垂回武汉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包惠僧提及，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对党员政治活动规定很严格，如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等。并带来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及有关苏俄革命的小册子。

   1920年8月，陈独秀派人将上海的建党情况转告李大钊，并建议北京也应尽快成立，李大钊表示赞同:“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同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张国焘回忆说:“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1921年7月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提及:“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

　　在20世纪初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理想纳入现代化叙述，审视和观照中国处境和世界局势，并与西方对自身文明的反省思潮汇合在一起。尽管这一时期各种西方思潮的交锋论争造成了中共建党时期的“理论准备不足”，但《共产党宣言》以意蕴深沉、切中时弊，成为其广泛传播的理论支撑。李达曾说: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准备，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逼在那里，非走俄国人的路。思想斗争给党的成立作了准备，这就是通过斗争，在小资产阶级思想当中，使马克思主义取得了统治地位，加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心。中共早期党员们通过研读经典原著，将理论知识涵化融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结构中，形塑了价值观念，坚定了政治信仰。“通过上海的印刷出版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在各地传播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以真理“养成”人才

　　《共产党宣言》的面世，教育和培养了整整一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许多追求真理的先进青年，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长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提及《共产党宣言》对他的影响时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朱德曾回忆道:正是在柏林支部，“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可见他也是通过研读《共产党宣言》确立了政治信仰，从此开始走上新的革命征程。

　　外国语学社是1920年9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创办的，表面是公开招生的外语培训学校，实际上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学员除了学习外语，还学习政治理论，《共产党宣言》成为该学社的教材，而且陈望道亲自前来讲授。当时学社学员萧劲光回忆说，在这里“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那时陈望道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我们都很尊敬他”。可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员们的必修课。王光美在忆及刘少奇在外国语学社的学习生活时说:外国语学社成员们“学习时间自己看《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有时还跑到街上散传单”。曹靖华在自述中也提及:“那时除正规学习外，我们还能读到《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进步书刊，以及介绍苏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从中汲取革命思想。此外，我们还参加一些革命斗争活动，如五一节散发传单号召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等等。”外国语学社的教育灌输新兴的政治价值，帮助青年学员们建构一种新的政治身份和精神品格，极大地提高了青年学生的理论素质和思想觉悟，正如在此学习的彭述之回忆说:“作为团员，我们这些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们首先必须做好从即将成行的长期留苏中最大限度地学习的准备;因此，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整个白天都用于接受杨明斋和友人浦克不断灌输给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入门课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历史语境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其培养青年人才的方式也是非常注重理论学习。高尔柏曾回忆道:党员的组织生活内容是丰富的，一般有: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国内外时事、学习党的政策、布置革命工作、讨论学校工作、讨论发展对象等。那时学习革命理论的书籍，主要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以及其他由区委指定的资料。阳翰笙也说:“我在北京时，陈毅同志就介绍我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一些其他马列的书，那时我和其他青年人一样，有革命的热情，也有革命的思想，所以让我进了插班，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第一班。”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及其后的发展时期，《共产党宣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经典学习文本，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强化培训”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化作用;运用“真理的力量”铸就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的智识和意志，对于政治人才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

   (三)以真理唤醒民众

　　陈独秀等人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伟大力量，“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他们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为契机，较为系统地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并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启迪民众、激励民众，努力使理论话语更易为民众理解和掌握，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

1921年元旦，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们在贺年片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背后印上抄自《共产党宣言》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四处分发。陈望道曾说，《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总之，此际共产党最紧要的工作，“是令人民统同明白了共产主义。打破从前的资本制度的迷梦，勉励他们有自信的能力来改造这个社会”。

　　《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理论思想具有真理性、普遍性，同时又必须结合各国的具体历史语境与社会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后人，这些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共产党宣言》从其出版传播之初就蕴含着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特质，这一点可谓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认同，蔡和森在党史报告中说:“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但党的理论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短时期可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

　　上海是工人阶级大本营，占全国工人总数约四分之一;但工人生活贫困，文化水平低下，“现在中国大多数青年工人类皆陷于无知的状态之中，而成为简单的劳动机械”，“日商内外棉七厂男工700多人，能够稍稍认得几个字的还不到一半，其中能勉强看报的也不过十几人”。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决定“努力从事于识字教育和阶级争斗的教育运动，普遍地启发一般青年工人阶级觉悟和争斗能力”。陈望道也回忆说:“由于工人的文化程度低，我们组织工会不大用文字宣传品，主要口头宣传，办了很多业余学校，把政治性的内容结合到教学中去。”早期共产党人创立工人学校，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比如小沙渡工人学校教“工人”两字时，李启汉就启发大家说:“‘工’和‘人’加起来是‘天’，我们工人头顶青天，脚踩大地，世界上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工人穷，不是命运不好，而是创造的财富都被资本家吃了、喝了，装进腰包了。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工人要想不穷，就得打江山、坐天下。”这些讲解突破了单纯的知识传授，极大地启迪了工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正因为如此，工人们把在工人学校上学称为“走!听道理去。”成仿吾在德文本《宣言》“译后记”中提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语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1922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写印发了《马克思纪念册》，书中有《马克思诞生一○四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马克思传》《马克思学说三篇》三部分内容。《马克思诞生一○四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号召大家“学马克思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文中介绍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思想家，还是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赞颂马克思“苦战奋斗的精神和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是“平民思想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学说》则介绍了马克思的发现:一剩余价值，二唯物史观，三阶级斗争，四劳工专政。这一宣传册印发了2万本，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列宁指出:《共产党宣言》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因此《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语言文体而言，“短句多，排比句多，比喻句多，这分别形成了译文的节奏感、鼓动性和形象性”，这样的宣传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触及和影响人的感情，唤醒人们的政治意识，进而为实现社会动员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传播特点:真理何以“不胫而走”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及其转型，最鲜明也最深刻的背景是新型传播媒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堪称塑造了新文化运动的品质。报刊快捷、持续、广泛的效力，使真理的火种撒播全国，也使思想的光芒更加绚烂，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立基于发达的传媒网络基础之上

　　依照传播学原理，传媒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传播的知识和信念的性质，取决于知识和信念系统化与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取决于我们个人对作为一种信息来源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依靠程度”。《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加之译者陈望道是著名的修辞学家，“他的翻译采用优美的现代汉语，做到了大众性和修辞性的完美结合”。呈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因此，《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借助近代上海发达的传媒网络系统广为流传。

　　《共产党宣言》封面的设计颇为别具匠心。首译本将马克思肖像放在中心位置，这幅肖像选自1907年出版的画册《近世界六十名人》，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照片，也是国内第一次刊登的马克思肖像。在知识体系中，图像是文字的衍生、补充与形象化的直观呈现，《共产党宣言》的封面显得庄重醒目，开启了中国书籍封面设计的新纪元。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事宜，陈独秀委托郑佩刚借用晦鸣学社的印刷器材成立印刷所，租定辣菲德路成裕里的房子，安放“民声社”存下来的一部印刷机，还从华强印刷所调来了四位熟练技工，“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得以建成，对此郑佩刚说:“在辣菲德路成裕里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初版后，同年9月再版，此后一再翻印，流传甚广。其中，仅1926年1月至5月间该译本就再版了10次，至1926年5月已至少出版17版次。陈望道在回忆中也说道，《共产党宣言》一书，最早“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平民书社等重印”。

　　沈玄庐刊登在报上的一则看似“回信”、实则“广告”的编读来信也说明当时《共产党宣言》的畅销程度: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社——《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

　　建党先驱们借助上海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推助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又拓展传播途径，深化传播内容，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形成了“规模效应”。

　　李汉俊在1922年6月《民国日报》发表文章，特别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来认识:“马克思学说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大组织”。因此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加以介绍、宣传。1920年12月21日于伊尔库茨克发出的“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及:出版部在上海有自己的印刷厂，据8月报告说，已出版16种以上翻译的和原著的小册子和传单，其中有: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2．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3．《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4．《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5．《苏俄的教育》;6．《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7．《士兵须知》(作者是一名中国革命者);8．《论工会》和一系列其他著作。从8月22日起定期出版中文《劳动界》周刊(附上上述出版物)。张太雷在1921年春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交的工作报告中也说:“我们的岀版部为工人出了一系列的周刊和报纸，以及多种小册子和传单。例如，有些标题为:《工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如何组织工会》、《两位工人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对话》、《共产党人是什么人》、《一个士兵讲他为什么要打仗》、《共产主义者的纲领》、《现时的苏俄》，等等。此外，岀版部正在为水平较高的同志发行一套独特的宣传书籍《袖珍本社会主义者丛书》，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第一批已经出版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还出版了中文杂志《共产党》——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

　　五四运动后传播内容的变化、舆论氛围的转换，其重要的推进力量还是20世纪初年发达的出版网络系统。媒介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还是社会变迁与制度变革的推动器。陈独秀以及集聚在其周围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都有办报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深谙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和作用，为此于1920年9月专门成立新青年社，发行《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并出版许多进步书籍，在其广告所列的书名就有《共产党宣言》以及《社会主义讨论集》《俄国共产党党纲》《列宁传》等69;1921年秋中共宣告正式成立后创办的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印行书籍如下:

　　马克思全书二种

   Communist Manifesto,

   Lohn Arbeit und Kapital,

　　列宁全书五种

   Lenin's Life,

   Soviet at Work,

　　讨论进行计划书，

   Erfr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lht,

　　共产党礼拜六，

　　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划(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vsk

 (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

　　可见，《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印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及早期宣传工作的重点，在当时一些文献中都有提及，同时出版的也有相关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

    近代以来，古老中国积贫积弱，受尽屈辱，“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成为先进中国人时刻萦怀的问题。但前赴后继的努力，终因没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屡战屡败。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思考和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样宏大深刻的命题，是指引人们“有所趋赴”的先进思想。陈独秀等人通过创办报刊、开设出版机构等多种方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颇有建树”，为正在推进的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与建党进程同步并进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鲜明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基本理论和政治意图，“共产党宣言，含着一个史观为基调，而且是树立一个政党底纲领的。彼在世界文献当中，要算是最可珍重的文书。……关于近代社会主义本质的一切智识，共产党宣言当中，都是包含着的”。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即十分明确地以《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原则建党。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8月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名称;11月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此文本明显有着《共产党宣言》的烙印，不仅阐释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明确提出“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同期创刊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短言》中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第五号《短言》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全国民在这徬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

　　陈独秀等人自主而自觉地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也使他们更加关注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革命意义最为突显的思想，如实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分析与解决中国命题的思想理论武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积弊丛生的社会现实，为《共产党宣言》的传播“提供了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10到12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此外，中国人所遇到的西方民主，只是在其担任了外国警察的角色，及保护以暴力夺取中国的权利与利益这几方面。因此，人们也无需仔细研究，便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立即可以完全接受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伪善所作的藐视性抨击。”《共产党宣言》中的大部分篇幅，多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矛盾的各种表现，指出矛盾尖锐化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李汉俊在文中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Das Kommunistischs Manifest)中大声疾呼地说:“一切过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底历史。”施存统也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节，就是题为“有产者及无产者”这一节，从唯物史观底立场说，在前后四节当中，是最有注意的价值的。其开头就用“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那句有名的句子。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指出，“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他总结了两点:“一切过去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明确表示要推翻少数有产阶级的压迫制度，建立劳动阶级的政权。他在《谈政治》一文中更是大段引用《共产党宣言》的文字: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由此可见，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被阐明，《共产党宣言》被赋予现实而具体的意义，成为中共成立及其后动员民众的力量之源。

　　《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其终极奋斗目标，就是为人类求得解放，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从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振聋发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从“一大”的第一个纲领，到“二大”通过的宣言和第一个党章，都从根本上理解和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坚信《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大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李达回忆说:“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共产党宣言》为理论原则，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其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献，博大精深，富有穿透力和辐射力。“观念未必是决定世界走向的，但一旦观念掌握了个体，而汇聚成为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思维方式，就可能成为撬动世界的一根杠杆。”《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哲思学理通过书籍、报刊、演讲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成为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伴随着国家建构、政党建设与社会治理，不断赋予其现代品格，衍生出许多新的政治修辞、叙事模式和解释逻辑，流行于思潮演进与社会运动的历史语境中。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说:“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敌忾心，亦能发生效力。”从政治话语与政治行动、政治结构互构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宣言》成为话语体系建构、价值理念形塑的渊薮。无论是其出版、传播，还是其对原典的衍生和解读，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表达和制度基础。

　　中共创建时期，早期共产党人重视理论，研读原著，注重发掘和阐扬《共产党宣言》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根据政党的宗旨目标，将原典的精神品格和知识属性转化为组织建构的精神源动力，以及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文化积累与社会成长的“营养剂”，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也确立了“学习型政党”的特质，为理论创新及百年发展奠定了根基。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6期